一、辩兴亡
史学的多途发展，在历史思想领域也明显地反映出来。这个时期的历史思想突出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因朝代更迭的频繁而促使人们的兴亡之辩，因佛教的盛行而引起人们的神灭、神不灭的论难，因取士制度的需要而推动人们对品评人物的关注。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当时的史学产生影响。
朝代兴亡，始终是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尚书·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公是十分关注兴亡的，他的一些诰命，都离不开兴亡这个主题。春秋时期，有一种流行之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21]可见国之兴亡是当时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普遍问题。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治乱、兴亡是各家学说都要触到的问题。西汉初年，刘邦君臣从现实到历史，对兴亡成败有广泛而深刻的讨论。汉初君臣的讨论通过《史记》、《汉书》的叙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面对政治动**，社会矛盾尖锐，朝代骤兴骤亡的现实，兴亡问题再次为人们所关注。三国时期魏人曹冏著《六代论》，论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曹魏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出：
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代之业也。
作为魏的宗室，曹冏已预感到曹爽、齐王芳将面临“疾风卒至”、“天下有变”的局面。
曹冏的政治敏感性是很突出的，但他的历史见识却并不高明。他论“五代之存亡”，是着眼于维护分封制。在他看来，夏、殷、周三代历史长久，是得力于分封制；秦朝二世而亡，是亡在郡县制。他认为：
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
曹冏是完全把分封制的实行视为“先王”的预见，而秦的“二世而亡”正是违背了先王的制度。这种认识的迂阔，同汉初晁错、贾谊等人的见解比起来，如天壤之别。
此外，曹冏是这样分析汉代的存亡的，他说：
汉鉴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倾动，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诸侯强大，盘（磐）石胶固：东牟朱虚，授命于内；齐代吴楚，作卫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则天下已传，非刘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连城数十，上下无别，权侔京室，故有吴楚七国之患。[122]
曹冏一方面认为“诸侯强大”是汉之所以不亡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高祖封建，地过古制”是吴楚七国之患的根源，至于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曹冏则未予深论。他试图引用贾谊的话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而贾谊所论恰恰是不赞成“诸侯强大”而要削弱诸侯的势力的。
在曹冏之后，有西晋陆机的《辩亡论》两篇，写出了三国孙吴政权兴亡的历史。作者作为吴国的遗民和名将陆逊的后人，对吴国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了：
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王之策，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这里说的“合其参”、“舍其参”，是指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对于政治兴亡的关系。
陆机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孙权时期吴国的强盛，他甚至带有几分偏见地估量三国的形势，认为：“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奄交广。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刘公因险以饰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或之以德，聪明叡达，懿度弘远矣。”[123]这种估量缺乏史识，显而易见。但陆机此论的可取之处，是看到了“合其参”和“舍其参”的不同，即孙权时的政治与孙皓时的政治的极大反差。对于陆机来说，这种对比是有切肤之痛的，故于《辩亡论》中再三致意。
曹冏、陆机关于兴亡的讨论，虽各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们都是主张分封制的。上引《六代论》认为，秦及两汉之亡，都是废封国、立郡县所致。陆机还撰有《五等论》，认为：“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自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夫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遍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旷终乎因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并建五长，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磐）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降及亡秦，弃道任术……颠沛之衅，实由孤立”；“汉矫秦枉，大启侯王……是盖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这些认识，同曹冏的《六代论》所说，如出一辙，其核心思想，是极言秦、汉不尊古制之弊，认为分封制是“治”的保证，郡县制是“乱”的根源：“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124]
曹冏、陆机所论，不论是由兴亡而论及分封、郡县得失，还是由分封、郡县得失而论及兴亡成败，都关系到怎样看待殷、周、秦、汉的历史，也都关系到怎样看待三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得失问题。这些，既是重大的历史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不仅带有连贯的特点，而且具有根本的性质。他们的历史认识，在理论上的倾向是保守的，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对推进人们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认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