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谱牒和各种名目的别传的大量涌现出来，是魏晋南北朝史学之多途发展的另外几个重要方面。它们同上一节所论列的几个方面，都是这个时期社会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突出反映。地方史的发展，一方面是政治上不统一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门阀地主注重郡望的表现。民族史的发展，固然同地方史的发展相关联，但更重要的则是民族关系的重新组合和大规模融合所促成的。关于域外情况和中外交通记述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兴盛所推动的。家史、谱牒和别传的发展，都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113]这里，刘知幾道出了家史的性质，它主要出自“高门华胄”，它的作用是“思显父母”、“贻厥后来”。但他举出的扬、殷、孙、陆四例，是把家史同谱牒合而论之的。《隋书·经籍志》以家史入“杂传”类（因家史多以“家传”为名），而以“谱系”自为一类。今从《隋志》，分而论之。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自《李氏家传》以下，至《何氏家传》止，共著录家史29种，多为两晋南北朝人所撰，如《王朗王肃家传》、《太原王氏家传》、江祚《江氏家传》、裴松之《裴氏家传》、曹毗《曹氏家传》、范汪《范氏家传》、纪友《纪氏家纪》、明粲《明氏世录》、王褒《王氏江左世家传》，等等。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家传8种，其中《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李氏家传》、《谢车骑家传》、《顾恺之家传》等5种《隋书》未著录。[114]这34种家史，基本上都已不存，其中少数几种在《世说新语注》中也只存片言只语。但是如前文所说，《宋书》和《魏书》的列传，往往以子孙附于父祖而传，一传多至三四十人以至五六十人，从中不难窥见这种家传的形式。
《隋志》在家传中还著录了明岌《明氏家训》一种，说明“家传”、“家训”有内在的联系。《明氏家训》所记内容，已不可详论。便从今存北齐颜之推所撰《颜氏家训》来看，“家传”重在讲家族历史，“家训”重在讲家门风教。炫耀家史和重视家风，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高门华胄”来说，正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两个相互配合的方面。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致》篇开宗明义地写道：“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未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115]颜之推长期生活在南朝，后入北齐，从他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南北门阀地主所以如此重视家史撰述的社会原因，以及这些家史撰述又怎样反转过来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
家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家谱，它是谱牒的基本构成因素。但谱牒之书往往并不限于一门一姓，有一方之谱，也有全国性或一个皇朝统治范围内的总谱。这是谱牒同家史的一个区别。它们的另一个区别，是家史都撰自私门，而有影响的一方之谱和全国总谱多出于官修。《隋书·经籍志》谱系类著录的谱牒之书，有帝谱、百家谱、州谱、家谱共41种，是属于这个时期所具有的特定意义的谱牒之书，其实际上的数量自然比这要大得多。仅《世说新语注》引用谱书46种，就有43种不见于《隋志》著录，可见佚亡的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大，从而可以推见魏晋南北朝谱牒撰述之盛。
谱牒撰述之盛导致了谱学的产生和发展。东晋南朝谱学有两大支脉，一是贾氏谱学，一是王氏谱学，而后者源于前者。贾氏谱学的奠基者是东晋贾弼之。萧子显《南齐书·文学·贾渊传》记：“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贾弼之在朝廷的支持下“撰定缮写”成书，并经其子匪之、孙渊“三世传学”。此书包括“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这就是《姓系簿状》一书，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刘宋时，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为太保，“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116]。萧齐时，王俭重新抄次《百家谱》，而贾渊与之“参怀撰定”；贾渊亦自撰《氏族要状》15篇及《人名书》。其后，贾渊之子执撰《姓氏英贤》100篇和《百家谱》；贾执之孙冠，承其家学，亦有撰述：这都是王氏之学兴起以后的事了。[117]贾氏谱学大抵如此。王氏谱学兴于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指出：东晋咸和（326—334）至刘宋初年，晋籍精详，“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后来由于晋籍遭到篡改，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他认为，“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梁武帝乃以王僧孺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王僧孺的改定工作是：“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撰成《百家谱》30卷。他还集《十八州谱》710卷，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118]
谱牒撰述之盛和谱学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119]这表明，凡“品藻人物”、“有司选举”、划分士庶，都以谱牒为据；而谱牒又须“考其真伪”，故有谱学之兴。此外，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姻，也往往要互相考察谱牒，以保证门当户对。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120]这种社会现象一直持续到唐代，也成为史学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品藻人物”世风的盛行，又促进了种种别传撰写的发展。
按刘知幾的说法，别传是以“类聚区分”的形式出现的。《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中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别传。但别传也不限于“类聚区分”、多人合作，也有单个人的传记称为别传的。《世说新语注》引用个人别传八十余种（均为《隋志》未曾著录）。前者更多地反映出当时的以“名教”观念为中心的社会道德观念，后者则反映出门阀士族人物的言论行迹，它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但也说明史学正在逐步走向社会的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