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和民族史撰述，以及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之多途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
中国史学上关于地方史志的撰述起源很早，至迟在两汉时已有了很多撰述。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就曾经使用过当时地方志的材料。[105]魏晋南北朝时，地方史志的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刘知幾《史通·杂述》论郡书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又论地理书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前者以人物为主，侧重记社会；后者以地理为主，侧重记自然、风俗。它们的共同点是记一方之史。《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自《蜀文翁学堂像题记》以上，大多属于刘知幾说的郡书；地理类著录诸书，比刘知幾说的地理书要广泛得多。
今存《华阳国志》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霸史”类，《史通》卷十《杂述》把它归于地理书；其实，它兼记一方的历史、地理、人物，涉及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华阳”之名取自《禹贡》说的“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国志》因所记为《禹贡》九州之一梁州地区的历史，故采古义而名之。著者常璩，字道将，生卒年不详。他出生于晋蜀郡江原，成汉李势时官散骑常侍，掌著作；入晋，为桓温参军。据今人考证，常璩撰成《华阳国志》当在东晋穆帝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354）之间。[106]《隋书·经籍志》“霸史”类还著录有他的《汉之书》10卷，当撰于成汉时期，入晋秘阁后改称《蜀李书》。
《华阳国志》12卷：卷一至卷四，是《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记梁、益、宁三州的历史概况，以地理建置、自然状况为中心，详述各州郡的山川、交通、风土、物产、民俗、族姓、吏治、文化以及同秦汉、三国、两晋历代皇朝的密切关系。每卷之下都有“总叙”，然后分叙各郡，总共为33郡。卷五至卷九，分别是《公孙述刘二牧志》，记公孙述、刘焉、刘璋事；《刘先主志》、《刘后主志》，记刘备、刘禅事；《大同志》，记三州在西晋时期的史事，起于魏之破蜀，迄于晋愍帝建兴元年（313）三州大部为李雄所据；《李特雄期寿势志》，记“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42年史事，迄于晋穆帝永和三年（347）。这几卷，是关于三州自东汉末年至东晋初年的编年史；用汉、蜀汉、两晋纪年而黜李氏纪年，仅记其建元、改元事。卷十（上、中、下）至卷十一，是《先贤士女总赞》（上、中、下）和《后贤志》，前者记蜀郡、巴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诸士女300余人，皆晋以前人物，后者记两晋时期三州人物20人。卷十二是《序志并士女目录》。《目录》所收凡401人，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不见于卷十和卷十一所记；《序志》略仿《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阐述了撰述旨趣、所据文献和各卷目录提要，但未叙述著者家世，这可能跟他先事李氏、后为晋臣的经历有关。
《华阳国志》在编撰上有自成体系的格局，它把三州地区的历史面貌、政治变迁、不同时期的人物传记由远而近、由广而微地编纂成一书，集中记述了东晋初年以前梁、益、宁三州（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三省部分地区）的历史，堪为这个时期地方史撰述中的杰作。常璩撰《华阳国志》的旨趣，既有史学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他在《序志》中开宗明义地说：“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他称道陈寿撰的《益部耆旧传》，但认为它“三州土地，不复悉载”。又说《汉书·地理志》“颇言山水”，但“历代转久，郡县分建，地名改易，于以居然辨物知方，犹未详备”。又说“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桑梓之域，旷为长野”，“惧益遐弃，城陴靡闻”，担心家乡的历史遭到湮没的命运。所以他说自己是“方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劘灭者多。故虽有所阙，犹愈于遗忘焉”。这些，都是从史学上着眼的。从政治上考虑，他是要以本书证明：“夫恃险凭危，不阶历数，而能传国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孙、刘氏以败于前，而诸李踵之覆亡于后。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因此，他撰本书的目的是“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贬绝之道也；而显贤能，著治乱，亦以为奖劝也”[107]。总之，浓郁的桑梓情感和明确的政治说教交织成他的撰述旨趣。
常璩撰《华阳国志》有三个方面的资料来源：一是皇朝史，如《汉书》、《东观汉记》、《汉纪》、《三国志》；二是有关巴、蜀、南中的地方史志，如谯周《三巴记》、陈寿《益部耆旧传》、魏宏《南中八郡志》等；三是作者本人考察搜集的资料，其中当包括他撰写《汉之书》（《蜀李书》）时所积累的资料。此外，他也参考了《史记》和先秦文献。《华阳国志》在编撰体例上受《史记》、《汉书》影响最大：前四卷脱胎于《汉书·地理志》，但在局部叙述上要比前者来得丰富；中间五卷，仿照《史》、《汉》本纪和荀悦《汉纪》；“先贤”、“后贤”叙人物，形同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先贤”赞语效法《汉书》的“赞曰”；末卷，《序志》已如上述，《士女目录》可能是受到《汉书·古今人表》的启发。这反映出了常璩在历史编撰上的良好修养。常璩在历史观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批评世俗流传，说是“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的谬说，指出：“太素资始，有生必死；死，终物也。自古以来，未闻死者能更生当世；或遇有之，则为怪异，子所不言，况能为帝王乎？”这是多么明朗的唯物思想和无神论倾向！但他接着又说：“帝王者统天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运”，“天命不可以诈诡而邀，神器不可以侥幸而取也”[108]。这虽是对于割据称雄的批评，但他却是以“天命”做武器，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华阳国志》各卷都有后论，称为“撰曰”，雕琢字句而内容空泛，反映出常璩在历史思想上的贫乏。刘知幾称赞它“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109]，指出了《华阳国志》在历史编撰上的成就。隋唐以下，史家修史，多有参据，也足以证明它的成就在史学上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地方史很多，但存者寥寥，且又真伪难辨，残缺不全，唯《华阳国志》历1600余年独放异彩，使今人阅后可以想见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如果把它作为地区文明发展在历史撰述上的标志看待的话，我们亦可由它推想已佚之众多地方史所记述当时我国各个地区文明发展的盛况。而值得注意的是，同地方史撰述发展相关联的，是民族史撰述的发展。中国史学上关于民族史撰述的专篇，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它把环绕中原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按地区分别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110]这在民族史撰述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其后，《汉书》、《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陈寿的《三国志》都有记述民族史的专篇，随着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重新组合，专篇内容也不断有所变化。范晔《后汉书》比较晚出，它在继承、综合前史的基础上，写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撰述中最有分量的民族史专篇，可以同《史记》、《汉书》的有关专篇相衔接。
这一时期的史家还写出了许多当代民族史著作，但它们多是以皇朝或“国史”的形式出现的。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魏收的《魏书》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惜前者已散亡，只有节本和辑佚本流传，已不可窥其全貌了。《魏书》在这方面的成就已如上述，但它在民族史记述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记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鲜卑族的历史，记述了鲜卑族以外的其他各族的历史，涉及东北、西北、西域、北方许多民族，显示出在民族史记述上的开阔的视野。它在反映这个时期北部中国诸民族的重新组合和融合方面，是具有总结性的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民族史记述，还包含在大量的地方史撰述和地理书撰述中。如上面讲到的《华阳国志》，它关于西南民族史的记述很丰富。在卷一至卷四中，它不但记载了30多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和分布，而且对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尤其是其中的“板楯蛮”）、蜀、氐、羌、臾、濮、夜郎、哀牢等的历史、传说、风俗及其同汉族皇朝的关系，做了较多的叙述，有很多记载是其他史籍中所未见的。还有一些记载，如果对其做深入的研究，可能对说明有的民族的族源、迁徙历史，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根据。[111]《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后序引《周官》之意，说：“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这是强调了地理书中关于民族情况的记载。又说到晋挚虞所著《畿服经》170卷，“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这几部大书都已佚亡，但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得知它们是包含了不少民族史方面的记述的。此外，如周处的《风土记》、盛弘之的《荆州记》、谯周的《三巴记》、常宽的《蜀志》（《蜀后志》）等，虽多言一方，但也具有相同的性质。
前面讲到，“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有的已超越当时或今日国境的范围。这就涉及对当时或今日域外情况的记述了。其中，有的是很有价值的记载，如《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约2000字，是关于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112]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的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有关。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集》记载，从西晋始建到刘宋灭亡的200年间，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其中得以生还的僧人往往把自己的经历记载下来，成为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如东晋元兴三年（404），僧人智猛、昙纂等15人离长安，经西域、越葱岭，至罽宾（今克什米尔）、迦维罗卫（今尼泊尔南境）、华氏城（今印度巴连弗）等地。宋元嘉元年（424）智猛、昙纂返回凉州。智猛先在凉州译经，后入蜀写出《游行外国传》。《隋书·经籍志》地理类有著录，惜其书早佚。又如著名僧人法显（约337—约422），所撰《佛国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中外交通的记录，它记述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宗教，以及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交通情况，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文献。其后，南朝梁时僧人慧皎著《高僧传》，据《佛国记》的内容写成《释法显传》收入本书。沈约撰《宋书·夷蛮传》，记“师子国”、“天竺迦毗黎国”等与宋的交往，记“倭国”与宋的交往，等等，反映了中国与外域联系的发展，但其所记比起《佛国记》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来说，就不免显得单薄了。
由于佛教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时期，不断出现一些佛教史书，在史学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一点，本书下面还会陆续讲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