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十年撰成的“五代史”包括：
——《梁书》56卷：帝纪6卷，列传50卷。姚思廉（557—637）撰。
——《陈书》36卷：帝纪6卷，列传30卷。姚思廉撰。
——《齐书》50卷：帝纪8卷，列传42卷。李百药（565—648）撰。后人为区别于萧子显《齐书》，称之为《北齐书》。
——《周书》50卷：帝纪8卷，列传42卷。令狐德棻（583—666）、岑文本（594—644）、崔仁师撰，其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
——《隋书》55卷：帝纪5卷，列传50卷。魏徵（580—643）、颜师古（581—645）、孔颖达（574—648）等撰，其史论皆魏徵所作。魏徵还撰写了梁、陈、齐三史帝纪总论。
五代史各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前人成果，姚思廉、李百药都有家学传承，《周书》、《隋书》具有更明确的官史性质。在诸史作者中，大致说来，魏徵长于史论，姚、李长于史文，令狐德棻长于史例。五代史在南北关系的处理上，大致采取了同等看待的态度，这跟《宋书》、《南齐书》称北朝为“索虏”，《魏书》称南朝为“岛夷”，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反映了在政治统一的条件下政治家和史学家对南北朝历史的新认识。五代史虽各自独立，但对所记历史内容也有一个全局的安排。梁朝、陈朝与少数民族及外域的联系，《梁书》专立《诸夷传》叙述，《陈书》则散见于纪、传之中；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北齐书》同《陈书》相似，《周书》跟《梁书》相同。《梁书》所记“海南诸国”，《周书》所记突厥、稽胡，都是极重要的历史内容。梁、陈、齐三史都有魏徵撰写的总论，反映出对前代史评价上的总的考虑。
五代史在编次上讲究以类相从的方法，除各类传外，其他列传也有不少是略按“义类”、“类会”编次的。因各朝年代短促，年代与“类会”之间的关系便于安排，容易做到眉目清晰。不过，五代史在表述上却出现了明显的程式化的趋向。它们的帝纪，于朝代更替之际，详载新朝“受命”的各种诏策、玺书，讳恶溢美。它们的列传，必首列传主姓名、郡望，祖、父官职，继而依次叙述幼年生活，性格、相貌、风度，历任官阶，行事、文章，有的最后还写出饰终诏书、封赠、谥号、子孙官职、著述名称。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那种气势恢宏的帝纪，生动激越的列传，已难得见到。在门阀意识支配下，纪传体史书逐渐失去原来的活力。从局部来看，五代史中也有少数写得精彩的片断。《梁书》的《韦叡传》写合肥之役和邵阳之役，《康绚传》写堰淮之役，《昌义之传》写钟离之守，《周书》的《韦孝宽传》记玉壁之守，《王罴传》记荆州之守、华州之镇，都写得有声有色，是五代史中少见的佳作。
五代史记述了梁、陈相继，齐、周并立，以及隋朝统一南北、由兴而亡的历史，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有些记载还具有文献方面的价值。《梁书·范缜传》记载了范缜的长文《神灭论》，《北齐书·杜弼传》记述了邢邵同杜弼“共论名理”、在形神关系上的论难，是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文献。《周书》卷三十八附记柱国大将军、大将军元欣等13人名单，是军事制度史方面的重要资料。《陈书·何之元传》载何之元《梁典·序》；《隋书·李德林传》载李德林与魏收论史书起源的往还书信，《魏澹传》载《魏书》义例，《许善心传》载许善心《梁史·序传》，《裴矩传》载裴矩《西域图记》序等，是有关史学史的重要文献。
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诏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当时亦称“《隋书》十志”（李延寿《北史·序传》）。永徽元年（650），高宗复命令狐德棻监修。首尾14年，至显庆元年（656）成书，由长孙无忌奏进。参与撰述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五代史志》包括10篇共30卷，其志目、卷帙编次如下表：
《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当时亦称《隋志》，故叙隋朝典制独不称朝代名而详记其年号。在史学发展上，《五代史志》是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首先，它综合并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内容，是“正史”书志撰述以来的一次总结性成果。其次，它反映出撰述者对于天道、人事在认识上的逻辑发展。《五代史志》前五志，即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是以天道为中心，讲尊天敬神、天人感应，强调天礼、地礼、人礼，“所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辨幽赜而洞几深，通百神而节万事”[11]。这是为君权神授和现实的上下长幼之序制造理论根据和神秘的纱幕。这五志中也包含许多社会史内容和科学史资料，但都笼罩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跟这个认识体系相对应的是它的后五志，即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志，它们以人事为中心，记述了五个朝代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区域建置和唐初皇家所藏隋朝以前历代典籍存亡及学术流变。这是按经济、政治、文化的逻辑建立起来的又一个认识体系。这个认识体系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天道”的影响，但在具体阐述上已经把天道撇在一边而着重于人事的分析了。这种还不得不讲天道，但把天道和人事分开来看待的历史认识，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跟五代史中的帝纪多载“受命”诏策，而在有关列传中则写出政权更迭的残酷真相，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是以目录书出现的学术史专篇，它精练地概括了唐初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变，是继刘向、刘歆之后一次更大规模的历史文献整理之总结性成果。它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著录历代文献，以道、佛作为附录，这就奠定了古代文献分类的基础，影响所及，直至明清。它以史书居四部第二位，下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类，从文献分类上确立了史书的独立性和部类的区分，在史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至宋、元、明、清而未有根本性质的变化。《经籍志》著录四部书，一般包含书名、卷帙，作者所处朝代、职官、姓名，本书存亡情况。其所著录书，“大凡经传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经籍志》有总序1篇，四部、道、佛大序6篇，四部各类小序40篇，道、佛小序1篇，共有序文48篇。它们结为一个整体，综论学术源流，是《汉书·艺文志》之作为学术史萌芽的新发展。序文阐述了文献与社会的关系、学术流变、学风得失，以及各具体部类的发展轮廓，撮其精要，论其短长，大致都写得清晰、精练。其史部大序写道：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12]
这是对史家修养和史学功用的很高的要求。序文中有不少独立的见解，为后世历代学术思想研究者所重视。
《五代史志》的各志，尤其是它的后五志，从不同的方面和范围反映了社会的风貌和时代的特点，其中于经济、地理、历法、乐舞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反映出文明发展的新进程。《五代史志》在撰述思想上不只是有兼容南北的明确要求，而且有上承两汉的自觉意识，显示出来一种细致爬梳和宏大气度相结合的格局。《五代史志》的多方面成就，是“正史”书志发展的新阶段，也为独立的典制体史书的问世，提供了思想上和撰述上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