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多途发展的气象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大发展的趋势。这个大发展的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后一个阶段是隋唐时期史学在大发展中出现的新转折。而史家撰写“正史”的**则把这两个阶段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王朝的迭起、对峙，以及大规模的民族迁移活动，还有门阀地主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活跃和中外交通的发展等历史特点的影响，由于思想领域中经学发展的相对削弱和《史记》、《汉书》在传播中不断扩大了史学的影响，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多途发展的气象。它的具体表现是：撰史风气旺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内容丰富、种类繁多。这是秦汉时期的史学不能比拟的。
撰史风气旺盛反映在许多方面。首先，从“正史”撰述来说，由于《史记》、《汉书》传播日广，影响日大，史家争相仿效，累朝不绝。自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52]。其次，从“古史”撰述来说，自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一书，“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53]，编年体史书也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西晋时期《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轰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54]编年体史书也是一时著家蜂起。最后，从“杂史”撰述来说，杂史主要指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当时闻见，二是抄撮旧史。关于前者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至于抄撮旧史受到重视，是因“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55]的缘故。此外，如“霸史”的撰述，是因为西晋末年以后，“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56]；如“杂传”的撰述，是因为人们不能满足于“正史”所记的人物，故对于“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对于“耆旧节士”、“名德先贤”的一方人物，甚至对“鬼物奇怪之事”，皆“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57]。还有制度的专史，如职官、仪注、刑法等，也都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广为撰述。东晋南北朝时，推重门阀，谱牒之书，大行于世，成为历史撰述的一个门类，等等。所有这些，反映了撰史之风的旺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史家人才辈出，纷至沓来。唐人刘知幾在论到这个时期任史职者：于曹魏、西晋举出华峤、陈寿、陆机、束皙；于东晋举出王隐、虞预、干宝、孙盛；于南朝宋举出徐爰、苏宝生；于南朝梁、陈举出沈约、裴子野、刘陟、谢昊、许善心；于北朝及隋举出崔浩、高闾、魏收、柳虬、王劭、魏澹、诸葛颍、刘炫等。刘知幾还举出三国时吴、蜀二国任史职者，以及十六国时之任史职者[58]。此外，未曾担任史职而在历史撰述上却作出了成绩者还有多人，其突出者如三国时有鱼豢、谯周，两晋有司马彪、王铨、常璩、袁宏，南朝有裴松之、范晔、臧荣绪、萧子显、吴均、姚察，北朝有崔鸿，隋有李德林、李大师等，而其中多有名家。这些不任史职的史家的大量涌现，反映了这个时期私人撰史风气的盛行。
这个时期的史书内容的丰富、数量的剧增和种类的繁多，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同《汉书·艺文志》各自所著录的史书的比较中看得十分清楚。《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春秋》之后，凡12种，552篇。《隋书·经籍志》分经籍为经、史、子、集四部，史书卓然自立为一部。其史部又分史书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59]（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称，“实在著录八百三部，附著亡书六十四部，通计八百六十七部”[60]）。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出于这一时期的史家之手，它们约占《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部书种数的五分之一弱、卷数的三分之一强。西汉时，史学附属于经学；司马迁倡导史学“成一家之言”，激发了更多史家的自觉的史学意识，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史学真正成为“泱泱大国”了。
史书独立为经籍的四部之一，且又可以分为13类之多，足以表明史学多途发展的气象。其中，“正史”撰述尤其受到重视，“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正史”在史部分类中居于首位，绝非偶然。除大量的“正史”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域外史、史论、史评、史注等许多方面，都有丰富的成果，显示了这个时期史家视野开阔、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举例说来，地方史中，今存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12卷，记巴、蜀、汉中、南中一带的历史、地理、人物，还涉及政治、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著作。民族史，大多包含在正史即皇朝史的民族传专篇和地方史撰述中。域外史，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有的已超出了当时或今日国境的范围，这就涉及当时或今日之域外情况的记述了。例如，《三国志·魏书》中的“倭人”传，是关于古代日本历史的重要资料，迄今仍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佛教的盛行和大量的中国僧人西行“求法”，促进了有关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载。僧人法显（约337—约422年）所写的《佛国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中外交通的原始记录。它记录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宗教，以及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交通情况，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文献。家史、谱牒和别传，都是门阀地主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家史、谱牒出自“高门华胄”[61]之家。《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自《李氏家传》以下至《何氏家传》止，著录家史29种，多出自两晋南北朝人之手。谱牒之盛，更为壮观。仅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的46种谱书，有43种不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可以推想谱牒之佚亡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多。谱牒撰述之盛推动了谱学的发展。东晋贾弼之是贾氏谱学的创始人，其子贾匪之、孙贾渊“三世传学”，撰成《姓系簿状》，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62]。梁武帝时，又有王僧孺创王氏谱学，撰有《百家谱》30卷，又集《十八州谱》710卷[63]。谙练谱系，以为时尚。南朝宋人王弘以“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讳”[64]而名噪一时，可见谱学地位之尊。魏晋以下，“品藻人物”，提倡“名教”，讲究“风化”，又推动了各种别传的撰写。《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的高士、逸士、逸民、高隐、高僧、止足、孝子、孝德、孝友、忠臣、良吏、名士、文士、列士、童子、知己、列女、美妇等传，都属于“类聚区分”形式的别传。家史、谱牒、别传的发展，既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特点，也表明史学跟社会的接触面更为扩大了。史论、史评和史注，在这个时期也有了突出的发展。南朝梁人萧统编纂《文选》，有“史论”专卷，说明史论大为时人所重；梁人刘勰撰《文心雕龙》一书，内有《史传》一篇，是关于史学批评的专文。史注更是大为发展，裴骃《史记集解》、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音义》、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自注，皆史注名作。
史学多途发展的气象，一则向人们表明史学本身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再则也向人们表明史学同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广泛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