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奠定了纪传体史书的基础，《汉书》开皇朝史撰述的先声，继而有《东观汉记》和《汉纪》的行世，于是后世史家极重皇朝史的撰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政权对峙、割据和频频更迭，出现了一大批皇朝，其中不少虽然兴替匆匆，但皆各修其史。这是史家撰写皇朝史出现**之史学上和历史上的主要原因。唐初，设史馆于禁中，把撰写前代史和本朝史作为皇家的一件大事看待，从而使官修前朝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是上述**发展的结果和继续的趋势。
《隋书·经籍志》史部以纪传体皇朝史为“正史”，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所述则包含编年体皇朝史在内。这里所说的“正史”，兼含两种体裁而以阐述纪传体皇朝史为主。
关于东汉史的撰述。继《东观汉记》之后，三国至南朝，撰述后汉史即东汉史者有三国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南朝宋刘义庆《后汉书》、范晔《后汉书》、南朝梁萧子显《后汉书》等12家。这些后汉史，多数已佚[65]。流传至今的完整的后汉史，只有范晔的《后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此外，司马彪《续汉书》中的8篇志，因合于范晔《后汉书》，也得以流传至今。
关于三国史的撰述。三国、两晋间相关著作有14种之多。其中，最早当是三国史家所撰之本国史，其后，有晋朝史家所撰三国之各国史，而以三国为一史者，则有晋陈寿《三国志》。自《三国志》出，诸家三国史尽废，以致散佚无存。南朝宋人裴松之兼采众书，作《三国志注》，保存了丰富的三国史事，为世所重，流传至今。
关于晋史撰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谓“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者，以晋史撰述为最。今可考者，共有23种，出于晋人所撰12种，出于南朝宋、齐、梁三朝史家所撰11种。其中纪传体12种，编年体11种。[66]这23种晋史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其中有些属于未完成稿，如谢灵运、萧子显、沈约、庾铣等所撰；二是其中绝大多数所记非晋代全史，或只记西晋，或仅述东晋，或兼记两晋而又不及其终，臧荣绪《晋书》是比较完整的晋史，但又未能包含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史。其后，唐初重修《晋书》而诸家晋史皆废而不传，这同它们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相关的。
关于十六国史的撰述。《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后序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这里主要就是指十六国史撰述。唐初史家从正闰观念出发，认为十六国君主“推奉正朔”、“假名窃号”，故将其史列为“霸史”。然其余诸语，所论还是中肯的。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仍以十六国史入“正史”，这是他的卓识。显然，十六国史撰述，无疑当是这个历史时期的“正史”撰述的一部分。十六国史多数是当时人及北朝人所作，少数为东晋、南朝人所撰，据清代及近人所考，凡29种[67]，多分记十六国各朝史事，通记十六国史事者以崔鸿《十六国春秋》最为知名。刘知幾评其书曰：“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为之《十六国春秋》。”[68]由此可见，《十六国春秋》是反映十六国史事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唐修《晋书》中的“载记”，颇参考其书。自宋以后，十六国诸史散失无存。清人汤球有《十六国春秋辑补》，庶可窥其一斑。
关于南朝史的撰述。南朝宋、齐、梁、陈朝代短促，但史家修史之风盛行，除撰有相当数量的东汉史、晋史外，当代史亦颇多著述。于宋中，有宋徐爰《宋书》65卷、梁沈约《宋书》100卷等4种，为纪传体；编年体宋史，有齐王智深《宋纪》30卷，梁裴子野《宋略》20卷等3种。于齐史，则多撰于梁朝，有萧子显《齐书》60卷、沈约《齐纪》20卷、江淹《齐史》13卷等4种，为纪传体；编年体齐史，有吴均《齐春秋》30卷、王逸《齐典》5卷。于梁史，有梁谢昊《梁书》100卷、陈许亨《梁史》53卷、北周萧欣《梁史》100卷，以上为纪传体；编年体梁史有梁萧韶《梁太清纪》10卷、北周刘璠、陈何之元《梁典》30卷。于陈史，有纪传体3种，都是陈人所撰，它们是陆琼《陈书》42卷、顾野王《陈书》3卷、傅综《陈书》3卷。以上宋、齐史各7种，梁史5种，陈史3种，共22种。今存者，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后人称《南齐书》）2种，其余尽散失，有的则还可从其他文献中略见其佚文。
关于北朝史的撰述。北魏初年，邓渊等受命著《国记》，得10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乃中辍。太武帝拓跋焘时，命崔浩（381—450年）等撰成《国书》30卷。后又命崔浩、高允、张伟等“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崔浩是北魏史撰述的创始人。他接受著作令史闵湛、郄标的建议，以《国书》刊石写之，以示行路，从而因“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获罪，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受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崔浩监秘书事，故“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69]，“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70]。这就是后史常说的“崔浩国史案”。直至北齐天保时，魏收等撰成纪传体《魏书》130卷，才有比较完整的北魏史问世，并流传至今。这个时期的北朝史撰述，还有北齐崔子发撰写的编年体《齐纪》30卷，已佚。这同当时的南朝史撰述比起来，显得过分寥落。
下面，依次略述几部现存的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续汉》八志、《后汉纪》和《后汉书》。《续汉书》80篇，西晋司马彪（？—约306年）撰，是一部“通综上下，旁贯庶事”[71]，包括纪、志、传的完整的东汉史。后纪、传散亡，仅存八志，即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共30篇。其中百官、舆服二志，是《史记》、《汉书》所没有的。它的思想特点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变化及与前史的联系，强调以“君威”、“臣仪”为核心的“顺礼”等级秩序，推崇“务从节约”的政治作风。它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了。而现实的需要便是“教世”。南朝梁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惜其诸志未成，“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唐太宗有《咏司马彪续汉志》诗，其中四句是：“前史殚妙词，后昆沈雅思，书言扬盛迹，补阙兴洪志。”[72]这都反映出后人对它的评价。《后汉纪》30卷，编年体东汉史，东晋袁宏（328—376年）撰。他读诸家后汉书，觉其“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73]。乃仿《汉纪》而撰此书，历时8年而成。其记事，起于“王莽篡汉”，终于魏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正式纪年，起更始元年（23年），终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袁宏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述方法，在编年纪事中顺带写出了大量人物，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袁宏的撰述思想是通古今而笃名教，而名教的核心是君臣、父子关系。袁宏生活在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日益积累和发展的年代，他借撰述东汉史来阐发名教思想，是有他的一番深意的。《后汉书》90卷，含纪10卷、传80卷，南朝宋人范晔（398—445年）撰。范晔还打算撰成志10卷，合为100卷，但未能完成。后刘昭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后汉书》，流传至今。范晔撰《后汉书》时，至少有10种汉晋史家所著东汉史作为参考。范晔自称，他的《后汉书》虽博赡不及班固《汉书》，但“整理未必愧也”；而其“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74]。范晔虽是据众家后汉史撰《后汉书》，而他撰述目标却是以“最有高名”的《汉书》为参照的。他对于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对于史事评论的精深，是《后汉书》的两个特点。在历史观上，范晔继承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
关于《三国志》和《三国志注》。《三国志》65卷，是唯一保存至今同时又兼记魏、蜀、吴三国史事的历史著作。它的著者陈寿（233—297年）大致与司马彪同时，他们是西晋最有成就的两位史家。陈寿被时人称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75]。《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年）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280年），上限不限于三国开始的年代（220年），故与《后汉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陈寿的史才，首先是他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一个认识上的全局考虑和编撰上的恰当处置。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国之间和战的展开，以及蜀灭于魏、魏之为晋所取代和吴灭于晋的斗争结局，都在纷乱复杂中从容不迫地叙述出来。在编撰体例上，陈寿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传名而纪实，既与全书协调，又显示鼎立三分的政治格局。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创造。陈寿的史才，还表现在他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述方法，写出汉与曹氏、蜀与魏、魏与司马氏关系中的真情。叙事简洁，也反映了陈寿的史才。陈寿在历史观上显得苍白，他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76]来说明三国的结局。后人评论《三国志》是“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77]。这里说的“风化”，跟司马彪强调“顺礼”、袁宏提倡“名教”有相通之处。陈寿死后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于元嘉六年（429年）作成《三国志注》。裴注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以补其阙”，二是“以备异闻”，三是“以惩其妄”，四是“有所论辩”[78]。注文引书210种[79]，约32万字，近于原著的36万字，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关于《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宋书》100卷，包含纪、传70卷，志30卷，南朝梁人沈约（441—513年）撰。《南齐书》包含纪8卷，志11卷，传40卷，序录1卷，已佚，今存59卷，南朝梁人萧子显（约489—537年）撰。它们记载了南朝宋、齐两个皇朝的历史。《宋书》在反映门阀风气、南北对峙、人口迁移等时代特点方面有许多有价值的记载。它的志，上溯曹魏，补《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不足，显示了作者的见识。《南齐书》写人物，做到“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80]，显示出作者的史才。《魏书》包括纪14卷，传96卷，志20卷，例目1卷（已佚），今存130卷，北齐魏收（506—572年）撰。它记述了中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后期至六世纪中期（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包括拓跋部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早期与东晋的关系和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的关系的发展。这使它在正史中具有突出的特色。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它不仅是西晋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进程的生动记录，而且是这个时期中国民族融合新发展的历史总结。历史上曾有人把《魏书》说成是“秽史”，那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宣扬了神秘思想，这是它们共同的缺陷。
这个时期，同皇朝史撰述相关联的，还有历朝起居注的撰写。《隋书·经籍志》史部起居注类后序说：“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它萌发于两汉而盛行于两晋南北朝。《隋书·经籍志》著录的44部起居注有41部是两晋南北朝所出。其中《晋起居注》多达317卷（原注：梁有322卷），《后魏起居注》为336卷。由于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自是撰述皇朝史重要依据之一。尽管它们都已散佚，但它们在史学发展上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撰述皇朝史的**，一方面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学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仍然是联结人们思想的纽带，不论是人们对于《史记》、《汉书》的推崇，还是对于《春秋》、《左传》和《汉纪》的仰慕，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