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趋势，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历史形势的驱动下发生、发展的，因而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
这突出地表现在史家们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的研究方面。鸦片战争前，龚自珍曾著《西域置行省议》一文，反映了他对边疆事务的重视和远见。鸦片战争后，研究边疆史地的人多了起来，其中以张穆、何秋涛、姚莹最为知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带有民族危机的时代紧迫感。
张穆（1805—1849年）的代表性著作是《蒙古游牧记》16卷。他以10年之功撰成前12卷，“末四卷尚未排比”他就去世了，后经何秋涛以10年之功补辑而成，并校阅了全书，于咸丰九年（1859年）刊刻行世。《蒙古游牧记》以方域为骨骼，以史事为血肉，记述了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作者自序说：“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书中详载土尔扈特部“走俄罗斯，屯牧额济勒河”，而在顺治、康熙年间“表贡不绝”，并最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渥巴锡时“挈全部三万余户内附”的动人史实，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对世人也有极大的启示。祁寯藻在为此书写的序中，论述了蒙古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本书的价值，反映了此书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何秋涛（1824—1862年）的边疆史地研究着眼于中俄边界，曾撰《北徼汇编》6卷。咸丰八年（1858年），他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增益为80卷，并奉旨“缮写清本”进呈，于次年由军机处呈递，咸丰赐名《朔方备乘》。这书的重要价值，是它考察了东北、西北等地的边疆沿革、攻守形势和中俄关系的历史。书中的《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北徼喀伦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库页附近诸岛考》等篇，以丰富的史实，详明的考据，阐述了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作者对于自己的这些撰述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可知矣夫”，“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43]。这样的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和爱国思想。
这一时期，中国史家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与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大致是同步发展的，这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促成的。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组织翻译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定名《四洲志》。此书简略地介绍了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有开启风气的作用。此后，魏源（1794—1857年）写出了《海国图志》，王韬（1828—1897年）写出了《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1848—1905年）写出了《日本国志》等外国史地著作。这些书，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当时的日本，有重大的影响。它们标志着中国史家的外国史撰述走向世界的历程。魏源曾撰《道光洋艘征抚记》的长文，它同稍后夏燮所著《中西纪事》一书，都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海国图志》100卷，最后成书于咸丰二年（1852年），它是以《四洲志》为基础，博采中国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西人论著、图说，编撰成为一部系统的介绍世界史地及现状的著作。魏源在叙中指出，此书同以往“海图之书”的区别是“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这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一大变化，是近代史学萌生的特点之一。他还讲到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作者是要借这书来回答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问题。《海国图志》从亚洲、澳洲、非洲、欧洲、美洲依次展开叙述，反映了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这跟欧洲人以欧洲为世界中心大为迥异。《海国图志》的主旨在于“御侮”，故开卷就是“筹海”之议：议守、议战、议款。作者指出：“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这是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阐述中国生存的环境，跟以往史书只讲皇朝兴亡盛衰大为迥异。《海国图志》中讲科学技术的部分，占了全书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这跟以往的史书在内容上也大为迥异。《海国图志》的这几个特点，鲜明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海国图志》的60卷本已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日本学人的推崇。
王韬曾旅居香港，并游历英、法、俄、日等国，从而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他晚年自谓“逍遥海外作鹏游，东极扶桑西欧洲”[45]。在清代后期，他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中国学人。他的这种经历，使他有可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多种著作。其中《法国志略》是最重要的著作，此书初撰本完成于同治十年（1871年），凡14卷，光绪十六年（1890年）撰成《重订法国志略》，增为24卷。此书以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典制体相结合，详细记述法国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王韬在重订序言中写道：“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这些话，表明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王韬在普法战争结束的当年（1871年）即撰成《普法战纪》14卷，此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人的重视。他后来应日本学人之邀游历日本，即与此有关[46]。《扶桑游记》撰于光绪五年（1879年）作者游历日本之时，多记形势、时政；《漫游随录》编订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记旅欧见闻，多论及科学技术。这两部书，是对《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撰述主旨的饶有兴趣的补充。
恰值王韬将《漫游随录》诠次成书的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40卷。此书以史志的体例写成，分为12目：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卷首有中日纪年对照表。作者《自叙》说：“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三年后，作者在改订《日本杂事诗·自序》中说，他撰《日本国志》，初意在于“网络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及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作者通过写日本的历史，目的是对比中、日的现实，为中国的维新而呐喊。
魏源、王韬、黄遵宪的外国史地撰述，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家爱国图强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开阔的视野和研究外国历史的自觉意识。这些成果，作为当时的世界史和国别史，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的代表性著作。
（二）“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提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9岁的梁启超（1873—1929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次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47]这两篇论文，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中国史叙论》是作者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所提出的问题限于中国史范围。《新史学》是作者就普遍的史学理论作进一步阐述，所论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作者以“新史氏”自号，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根据这一认识，他批评“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甚至认为旧史是“相斫书”，“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梁启超倡言“新史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看作中国史学新旧更迭的里程碑。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1869—1936年）出版了他的政论、史论结集《訄书》。《訄书》初刻本刊于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十二月。此后的二三年中，作者予以重订，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日本出版。此书收入论文63篇和“前录”，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现状和中西政治与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历史前途的关注与构想。《訄书》关于历史和史学的论述，广泛吸收了西人、西史兼采日本、印度学者之说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阐述了作者的许多新见解。章太炎继梁启超之后，也提出了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訄书·哀清史》附录《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他对旧史不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他不赞成脱离中国历史事实而仿效西人的“义法”，认为“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足取的。他关于《中国通史》的主张是要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这一时期，章太炎在历史观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此文撰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论述了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暴力对于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以及时势造就人才等问题。他写道：“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48]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章太炎的这些论著，代表了那个时代“新史学”发展的趋势。
（三）史学近代化的主要表现
从上述变化中，可见史学近代化的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及价值取向的变化。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历史活动的许多领域和层面，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即关于皇朝的兴亡盛衰、帝王将相的功过是非占有突出的位置。近代以来，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史学家们所关注的，是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是在外国侵略下如何救亡图强，是倡导研究和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这是他们研究边疆史地、外国史地、中外关系史的新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反映出了中国史家的近代意义上的边疆意识和主权意识的觉醒。
第二，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的变化。这是史学近代化趋势中的最重要的方面。关于历史观念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提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历史哲学等问题。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史学之界说”的命题，而其论述则涉及上述诸问题。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这里所谓“历史”，按其上下文之义，当是“历史撰述”（即人们写出来的“历史”），因此，这三句话是讲史学的内涵。但这里也讲到“进化之现象”、“人群进化之现象”，这是讲的“什么是历史”，从自然史、人类史到着重讲人类史。其中，十分明白地包含着人类历史是进化的这一历史思想。梁启超还把研究历史“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称为历史哲学。
历史观念的变化，还反映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历史认识上。如章太炎指出，革命“所依赖者为多”，它能够明公理，去旧俗，改造社会，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49]。史学理论的变化是以历史观念的变化为前提的。怎样认识历史，怎样表述历史，重新评价历史，是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理论发生变化的几个核心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讲到“史的目的”时，认为“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是史学的目的。他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历史的资鉴作用及其事实基础、认识基础、价值基础。这就把古代史学理论大大向前发展了。史学理论的变化，还反映在史家对撰述中国通史的认识上。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可以看作是这方面变化的较早的标志。
第三，研究方法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对相关学科的认识与建设。关注“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认为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都与史学有直接的关系；如伦理学、心理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其理论也往往同史学有间接的关系。而特别是史料学的建设，对史学的近代化有重大的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专章论述史料的分类、搜集与鉴别；其中，对于考古资料和外文资料的阐述，具有新的含义。其次，是世界观念与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海国图志》问世起，中国史学家逐步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观念，并从这一观念来看待世界各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的进一步撞击，也推动着史学家从世界的观念和比较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历史。“新史学”的理论，以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都包含了这一新的观念和比较的方法，章太炎所著《訄书》，有不少部分都是吸收了西人、西史同时兼采日本、印度学者之说，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阐述了作者的新见解。
第四，表述形式的变化。古代史学所拥有的多种表述形式，在近代史学上仍然有其生命力。但作为史学近代化在表述形式上的主流已经起了变化，这就是以时间为顺序、以史事的逻辑关系为结构的层次分明的章节体史书的出现。其最早的代表著作是1907年出版的夏曾佑所撰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十世纪以来，这种表述形式的史书成为史书的主要形式。
中国史学近代化趋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史学近代化的萌发时期；二十世纪初年，出现了表现这一趋势的初步的理论形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史学近代化的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上也更加丰富起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顾颉刚的“疑古”和“考信”，陈寅恪的诗文证史，陈垣的宗教史、文献学研究等，都有辉煌的成就。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后一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它有力地推动了史学近代化历程，并进一步把史学引上了科学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