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滋生着、发展着各种不同倾向的史学潮流。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史学的产生和传播，逐渐成为史学发展中的主流，这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般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就是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道路。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建立、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三个时期。1919—1949年的30年，是它的初步建立时期；1949—1976年，是它的广泛传播和经受考验时期；1976年以来，是它的深入发展时期。本书所叙述的，是它的初步建立时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经历了艰难的斗争历程。这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相一致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19—1927年是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1924年李守常（李大钊，1889—1927年）的《史学要论》的出版。这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撰写的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科学地阐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问题，从而开拓了中国史学家对史学的科学认识。这个阶段中还产生了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著作，其中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近代的基督教》（1924年）、《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5年）、《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以及瞿秋白的一些历史撰述[50]，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起，就十分重视对于历史的研究。1927—1937年是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的进程并同当时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这期间，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史学家一次严峻的考验。此后，继续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著作，逐渐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郭沫若（1892—1978年）、吕振羽（1900—1980年）出版了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古代社会的著作。郭沫若继李大钊的理论创建之后，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是中国史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它同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作者由此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郭沫若还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献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他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形式、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供了权威性的看法。他关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一系列著述，包括《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卜辞通纂》（1933年）和《殷契萃编》（1937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2年）、《金文丛考》（1932年）和《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都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所结出的硕果。这期间，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这两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早期著作，具有开拓的意义。
1937—1945年、1946—1949年是第三和第四两个阶段，其特点是：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年代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以严肃的科学态度研究祖国的历史，发掘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历史前途的信心。从科学水平来看，一般地说这两个阶段史学比以前两个阶段成熟得多。进步的史学家们既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详细地占有必要的材料，获得了更丰富的、独立的学术见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创立了一代优良学风。这主要反映在中国社会史、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撰述方面。
在社会史方面，1942年，吕振羽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是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较系统的总结。作者认为，这部书“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斗争过程中的若干情况，也反映了有关各派对中国史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及其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参考资料”[51]。1940年和1942年，邓初民（1889—1981年）先后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第一本书是论述一般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第二本书是讲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社会史简明教程》是继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之后，又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著作。全书回答的中心课题是：“社会是怎样的构成着，社会又是怎样的变革着。”作者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伟大前途，决不能袖手坐待”[52]，需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加以争取。侯外庐（1903—1987年）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它由14篇论文集成，从时间上看，自殷迄秦，从内容上看，包括生产方式、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国家和法律，以及道德起源等。这部书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中富有创见的一部著作，提出并阐述了不少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是作者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趋向发展的一个标志。
在中国通史方面，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先后出版了有关的著作。1941年，吕振羽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著者在初版序言里说，此书“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在把握；并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还尽可能照顾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1948年，作者写出了本书的下册，下限到鸦片战争。作者在跋语里强调，其基本精神是“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这是中国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编撰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作者在序、跋里提出的关于编撰中国通史的一些基本原则，尤其是关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的原则，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范文澜于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上册（五代十国以前）和中册（宋至鸦片战争前）。1942年，《简编》全书在延安出版。它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它在历史思想和编撰方法上的主要成就是：第一，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人的传统观点被否定了。第二，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改变了旧史书以朝代划分阶段的循环观点和静止观点。第三，指出中国历史走着大螺旋式和无数小螺旋式的发展路线，这是封建社会延续很久的一个基本原因。第四，对于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表述，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对于民族间的矛盾，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第五，注意写出生产斗争的具体面貌，对古代科学发明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写得不少。[53]他在1941年5月为《简编》上册所撰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1943年和1946年，翦伯赞（1898—1968年）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与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汉史。《中国史纲》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著作，但它仍然能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这书在材料上，重视考古材料并注意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结合；在历史观点上，注意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
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历史著作。这部书的断限，上起自殷代，下终于鸦片战争前，共有十编，按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分别论述。作者在初版序中说，本书“首先把中国史全部过程划分为各个阶段，各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个派别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作者在解释“政治思想”的含义时写道：“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个别阶段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为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质上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5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在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建树最多。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年）。《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与《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姊妹篇，是“历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55]。《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共13章，起于殷代，迄于战国。它所着重探讨的问题是：“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56]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深刻的问题，并且有深度地分别作出解答。《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论述了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学说。全书分别论述了三个时期的思想学说，作者认为：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气象博大深远”；十八世纪的汉学运动，“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乾（隆）嘉（庆）对外闭关对内安定的学术暗流”；十九世纪中叶以至二十世纪初叶“更接受西洋学术的直接影响，内容殊为复杂多面”。可能是因为收入史料较多，作者曾经自谦地说，他的这部书“基本上是一种读书笔记”[57]，但它仍然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书。《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是侯外庐主编，杜国庠、赵纪彬参加编写的。全卷3篇，有《中国古代思想绪论》、《孔墨显学》和《战国百家并鸣之学》。作者在初版序中指出，“斯书注重之点，特在于阐明社会进化与思想变革的相应推移，人类新生与意识潜移的联系”。“斯书尤重在：一方面要全般地说明中国思想在世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不能不做对称比较的研究；他方面更要具体指出中国思想发展的特别传统与其运行的特别路向，以期掘发出我国数千年来知识宝藏的真面目，进而凭借这一遗产，以为所应批判地接受与发扬之明鉴”。本卷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充实和整理的，在全卷结构和论点上更为严整，在《中国思想通史》全书中也是最有功力的一卷。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除了在通史和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外，在其他专史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胡绳在194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专史著作的代表作。这是一部通俗的政治读物，也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作者在本书中着重阐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它们的政治工具”，“它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58]。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见识。这本书篇幅不大，但长期地拥有广大的读者，起着广泛的影响。
1946年8月，侯外庐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一段话，可以看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史学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59]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建立时期，就是中国史学逐步走上科学化道路的过程，就是中国史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一门科学的过程。所谓科学化的主要标志是：第一，逐步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第二，逐步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体系；第三，开辟了中国古史文献之科学整理、解释的道路；第四，提出了批判继承中国历史遗产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在中国史学上是一次革命。1940年毛泽东在讲到“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60]当然，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发展中要不断克服自身还存在着的一些非科学因素；另一方面，它在发展中还要不断吸收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人类的最新科学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道路还在继续向前延伸。
[1]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9608页。
[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0页。
[3]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4页。
[4] 郑樵：《通志》卷首《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5] 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编年类”所考，这方面的著作有郝经《通鉴书法》以下共16种。参见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8406页。
[6]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经籍二十·续通鉴长编举要六十八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12页。
[7]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八十八《李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19页。
[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首《三朝北盟会编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页。
[9]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6页。
[10]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首《元刊本困学纪闻牟应龙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1]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三《唐人书杨公史传记》，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07页。
[12] 脱脱等：《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9页。
[13] 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4页。
[14] 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页。
[15]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八《跋元秘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1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3页。
[17]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39页。
[18] 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79页。
[19] 参见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20] 张邦政：《万历满城县志序》，载《乾隆满城县志》序之二，乾隆辛未刻本，1751年，第8页。
[21] 参见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九“三吴水利录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12页。
[23]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史学”，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8页。
[24] 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七《艺文志二》故事类，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7～2420页。
[2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书首《顾宁人书》，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2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页。
[27]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9页。
[28]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页。
[29] 赵翼：《廿二史札记》附录《李慈铭题记与跋语》、《陈垣题记》，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87、888页。
[30]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首《十驾斋养新录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7页。
[31]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开辟之初》，《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页。
[32] 《论语》第十五《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
[3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34]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35]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7页。
[36]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6页。
[37] 参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家书二》，《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38] 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序》，《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52页。
[39]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5～351页。
[40]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9～260页。
[41]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卷五《古文十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7～270、465～471页。
[42]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7～51页。
[43]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一《北徼形势考》，咸丰十年刻本，1860年，第1、26、27页。
[45] 王韬：《扶桑游记》卷下，《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5页。
[46] 见《扶桑游记》中村正直序，龟谷行、平安西尾、冈千仞跋。
[47]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1～31页。
[48]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1页。
[49] 参见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0页。
[50] 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92页。
[51]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新版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7页。
[52] 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桂林：文化供应社，1949年，第291页。
[53]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绪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54]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页。
[55]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页。
[56]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页。
[57]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58]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序言》，上海：生活书店，1948年。
[59] 参见白寿彝、瞿林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6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7～6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