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制体史书，以典制为中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因革损益。它以分门别类为表述上的特点，曾被称为分门书。典制体史书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分离出来，发展为独立的体裁。中国古代史学上第一部有影响的典制史是唐代史家杜佑所撰的《通典》。这部200卷的巨著奠定了典制体史书的基础，成为编年、纪传二体之后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通典》分为九门，即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之下有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细目。它在内容上的处理和表述上的特点是，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下至唐代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13]。典制体史书是记事（典制）、记言（论议）相结合的新的发展形式，它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全书348卷，分为24门，较《通典》有所增益。《通典》和《文献通考》都是典制体的通史，后人把它们同《通志》合称“三通”。《通志》200卷，是南宋人郑樵所撰，它是纪传体史书，其典制部分称为“略”。从性质上说，《通志》是继承《史记》的事业，属于纪传体通史。“三通”都有续作，至清代而累计为“十通”，但它们在内容上和断限上都有明显的差别。采用典制体而又明确以断代为书的，是会要形式的出现，它以专详一朝典章为特色。唐德宗时苏冕撰《会要》100卷，记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典制；唐宣宗时杨绍复又有续作。这类书宋人为之最勤。五代北宋之际，王溥在苏、杨二人撰述的基础上，补宣宗以后事，撰成《唐会要》。这是会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王溥还撰有《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也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宋代还设有“会要所”，修撰本朝会要，卷帙浩繁，可惜原书久佚。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关材料，编为《宋会要辑稿》366卷。这是反映宋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也是现有会要书中卷帙最多的。清人撰的会要书也不少，有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的《秦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朱铭盘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等，其价值都赶不上唐、宋会要。
纪事本末体作为一种确定的史书体裁出现，为时较晚。这种体裁以记事为主，以详叙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至结果的过程为显著特点，故名纪事本末。自东晋以下，史学上出现了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至刘知幾，则明言纪传体在记事方面“断续相离”的缺点；而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则指出编年体“简于叙事”的缺憾，认为必须辅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的著述，才能使历史撰述趋于完备。这是为历史撰述提出了新的要求。南宋袁枢依据《资治通鉴》的内容，总括为239件史事，分别列目，各自成篇，并于各篇之间略按时间先后编次，撰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从而创立了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的优点，在外部形式上，是“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比较易于按照历史事件本身的完整面貌加以表述，即所谓“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在内部结构上，“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即对于事件之由微而显、由起因而结果的发展过程能做到合乎逻辑的把握；在文字繁省和表述效果上，可收“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之效[14]。这些都是指以记事为中心来说的，无疑是史书体裁发展上的一个进步。在袁枢之后，南宋杨仲良有《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末》（一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陈邦瞻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李有棠有《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张鉴有《西夏纪事本末》，谷应泰有《明史纪事本末》，李铭汉有《续通鉴纪事本末》等。于是，纪事本末体亦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一种主要的体裁。
以上四种史书体裁，各有其独特的优点。它们的先后出现和不断发展，一方面说明，复杂的历史面貌难以用单一的史书体裁表现出来，多种史书体裁的出现，恰恰是客观历史内容的多方面反映。另一方面也说明，史家之认识历史、表述历史的活动，有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创新的过程。除了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这四种主要体裁之外，中国古代史书还有学案、表、图、评论四种重要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