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文献的繁富
一、历史文献的积累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不曾中断，这同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有密切的关系，也同中国历史文献的丰富积累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史文献的积累，有三个方面的重要途径：一是官府档案文书的积存，二是历史撰述的日增，三是史书以外的各种撰述的发展。
官府所存档案文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从殷墟卜辞和金匮藏书（《尚书·金縢》），可知在殷周时期，人们对于档案文书的积存、保管已有自觉的意识。周代的彝铭，也是借着青铜礼器的流传保存铭辞的一种形式。官府档案文书还有其他一些形式，《周礼·春官》说：“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注说：“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贾疏说：“云奠帝系者，谓定帝系世本；云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邦国之志和帝系世本，也是官府所保管的历史文献。在各诸侯国，也有官府所保存的历史文献。《左传》昭公二年（周景王五年，前540年）记：“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大史氏掌管历史文献，韩宣子在那里见到许多历史文献并大有感慨地发表了议论。不仅仅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的鲁国如此，即使是被认为文化比较落后的楚国，也十分重视历史文献。楚国大夫申叔时曾列举可以用来对太子进行教育的历史文献，有春秋（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韦昭注，下同）、世（先王之世系）、诗、礼、乐、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治国之善语）、故志（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等[1]。这些事实说明，从殷周王朝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官府对于文书档案和其他历史文献的积累是一直延续下来并在不断地扩大着范围。秦汉之际，天下纷扰，刘邦率军攻入秦都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2]。这件事情说明，从秦汉统一皇朝以下，历代封建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文书档案及各种历史文献的积累、保存。
自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国史的兴起，推动了有自觉意识的、按照一定的系统撰述的历史著作的发展，史书日渐多了起来。其名称种种，有书、志、乘、国语、梼杌、春秋等。春秋又是当时国史的统称，故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3]的说法。墨子还说：“吾见百国春秋。”[4]自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撰史之风后，又一次推动了历史撰述的发展，于是战国时期的私人历史撰述多了起来。这种私家修史之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时期形成了强劲的潮流，成为这个时期大量历史撰述纷纷问世的助产婆。司马迁著成宏伟的巨著《史记》，发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号召，班固在这一背景下写出了《汉书》，完成了纪传体皇朝史的创建。在《史记》、《汉书》的巨大的史学魅力和密切的现实需要的双重动力驱动下，“正史”即皇朝史撰述成为三国至隋唐时期史学上最繁盛的事件，以至出现了一代之史达数十家之多的局面。“正史”撰述，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历史撰述的一大动力，流传至今的“二十四史”，只是历代皇朝史撰述的代表作罢了。与此相关的是历代实录的纂修，其特点是工程浩大，连绵不绝。今存《明实录》、《清实录》是这方面的殿军。民族史撰述，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撰述的动力之一，这方面的撰述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和宋辽金元时期，两度出现**，其中包括自唐以后出现的各种以少数民族文字所写成的历史撰述。此外，传记、方志、野史、笔记、专史、方略、史注、史考、史论、史评，各自都有产生、发展和走向辉煌的时代，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历史撰述的发展。自两汉以下，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载，历代都有发展，而至近代则进一步发展成为对于外国史地的系统的撰述。这同近代兴起的关于边疆史地研究与撰述的史学潮流相汇合，成为推动近代史学发展的一大动力。西方新史学的崛起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的出现，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潮流，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主流。中国史学的发展与历史撰述的日增，都同历史的发展及时代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看，史书的积累正是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我们从以下的几个具体数字可以看到史书日增的这一历史进程。
唐初，《隋书·经籍志》史部：“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注曰：“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
北宋，《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凡著录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万六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录三百五十八家，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七卷。”
元末，《宋史·艺文志》史部：“凡史类二千一百四十七部，四万三千一百九卷。”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唐代所积累的历史撰述，在卷数上超过了隋以前所积累的历史撰述；宋代的历史撰述，在卷数上又超过了唐代。史书日益增多的趋势，在明、清两代更加明显，清代乾隆年间编集的《四库全书》当更能反映出这一趋势。至于近代以来史书的增多，那就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了。
史书以外各种撰述的发展，就三国两晋以后的总的状况而言，是与史书的发展同步的。《隋书·经籍志》经部有易、书、诗、礼、乐、春秋经传、孝经、论语、小学等9类，凡著录627部、5371卷，通计亡书，合950部、7290卷；子部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14类，凡著录853部、6437卷；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凡著录554部、6622卷，通计亡书，合1146部、13390卷。此外，附录道经377部、1216卷，佛经1950部、6198卷。《新唐书·艺文志》经部有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经解、小学等11类，凡著录440家、597部、6145卷，不著录117家、3360卷；子部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学家、天文、历算、兵书、五行、杂艺术、类书、明堂经脉、医术等17类，凡著录609家、967部、17152卷，不著录507家、5615卷；集部仍为楚辞、别集、总集3类，凡著录609家、967部、17152卷，不著录507家、5615卷。以后者与前者相比，经部书的卷数增加较少，而子部书和集部书的增加都在一倍以上。史书以外各种历史文献的增加和积累，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撰写历史，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唐代史家刘知幾著《史通》，其论史书之“六家”，属于“经书”的《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占了三分之二[5]。他还指出：“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6]在刘知幾看来，经、史、子并无严格的界限。章学诚在前人立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论证“六经皆史”，从理论上打破了经、史的界限，还经书以本来面目，进一步开拓了人们研究历史的视野。翦伯赞在论到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这一问题时认为：
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为了要使中国的历史获得更具体更正确之说明，我们就必须从中国的文献中，进行史料之广泛地搜求，从正史中，从正史以外之诸史中，从史部以外之群书中，去发掘史料，提炼史料。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7]
在这里，翦伯赞关于正史、正史以外诸史、诸史以外群书的史料价值的评论，是一个还可以讨论的问题。但他充分肯定了史书以外的各种历史文献在史学上的价值，是十分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