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史观既是一种古老的历史观念，又是在它盛行的年代决定其他许多观念的基本观念。因此，随着历史的变化，“天命”史观的动摇，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比如在殷人笃信“天命”的时候，他们认为“上帝”这位至上神其实也是殷人的祖先神，因有这种双重关系，殷人可以不必担心他们的统治会发生什么变化。而到了周人灭殷而起，便认为“天命靡常”了，所以提出“明德”来争取“天”的好感，以保持周人的统治。然而，到了西周末年，人们终于对“天命”失去了信心，人们开始从人事方面去寻求社会变化的答案。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社会变化作出了新的思考。
春秋末年，晋国大夫赵简子同史官史墨谈到鲁国的形势时，有一段对话：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30]
史墨可能是赵简子的家臣，不是晋国国君的史官，所以他的这番谈话讲得很大胆，可以视为当时的一篇大文章。史墨的这篇讲话，首先指出了一个事实，即“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前者世世代代放纵安逸，后者世世代代勤于政事，人民忘掉了国君而拥护季氏，不是很自然的吗。其次，由这一事实出发，史墨讲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即“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虞、夏、商三王的子孙们在今天成为平民，这是并不奇怪的。《诗·小雅·十月之交》不是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大地都会发生变化吗？那么，世间发生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史墨的话具有历史认识的价值在于，他不是停留在一般的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而是从现实的社会变化联想到“三后之姓”的变化，或者说是从虞、夏、商“三后之姓”的变化来看待现实中鲁国所发生的变化，从而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变化观点。这个观点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否定“天命”史观提出的，但它对于人们进一步动摇和否定“天命”史观，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史墨在回答赵简子的问题时，他所说到的“天”、“地”都是作为自然物被提到的；而他着重讲的“世从其失”、“世修其勤”，恰恰都是从人事来判断社会变化的。
其实，史墨所说的如同鲁国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各诸侯国也是存在的。《左传·昭公三年》记齐国晏婴和晋国叔向的交谈，都披露了本国公室的衰败情景。叔向问晏婴齐国的情况怎样，晏婴回答说：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
晏婴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把齐国的状况看得如此透彻，又概括得如此精辟。叔向也是一位有见识的政治家，他赞成晏婴的分析，并说到了晋国的现状：
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叔向同晏婴的对话，早于上引赵简子同史墨的对话。对于晋国的情况，史墨自是十分熟悉；对于齐国的情况，史墨至少也有耳闻。由此可见，史墨对于社会历史之变化的观念，从现实来源来看，亦不仅仅限于鲁国。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晏婴和叔向也都从本国的现实看到了社会在发生变化的趋势，而史墨之所以能够比他们观察得更深刻，能够提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来，是因为他既看到了现实的变化，又从历史发展趋势中对这种变化作出历史的解释。晏婴和叔向的认识，是政治家的见解。史墨的认识，是史学家的见解。史墨根据历史和现实而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观点，证明他不愧是春秋时期的一位优秀的史官。
战国时期，这种历史变化的观念更加普遍了。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31]，甚至于三世以下，诸侯之子孙即无侯者[32]。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正是在继承先秦的历史变化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