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也是先秦时期历史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先秦时期，已经有了颇具规模的编年史《左传》，也有了编年体通史的雏形《竹书纪年》。这里说的关于历史进程的认识，是指人们对于社会历史演进之划分阶段的朦胧认识。这些认识虽然是简略的、粗糙的和带有猜测性的，但它们毕竟反映出了人们对社会历史之演进本身具有阶段性区别的见解，这对于人们历史观念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在先秦、秦汉间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历史进程的朦胧认识的言论甚多，而所论的中心问题亦多殊异，但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了对历史进程之阶段的见解。《韩非子·五蠹》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这里所说到的，有“上古之世”，有“中古之世”，有“近古之世”，有“当今之世”，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都有“圣人”应运而生，为民众做了好事，受到民众的爱戴。“当今之世”也是会出现“圣人”的，称为“新圣”。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这种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又都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和见解，是对于历史进程的极重要的认识。有阶段，也有进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历史见解。
《礼记·礼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里说的“大同”、“小康”的区别，比起上引“上古”、“中古”、“近古”之间的变化，要具体得多了。“大同”、“小康”所描述的，本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的两个有本质区别的历史阶段：“大同”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前的状况，“小康”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的状况。大致说来，这里所描述的两个阶段，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之前与产生之后的两种有本质上差别的社会状况。这种朦胧的认识，包含着真理的成分。
《吕氏春秋·恃君览》则谓：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臣之义，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勿利。[33]
这里说的“太古”与“上世”的种种区别，归根到底是“无君”同有君的区别。有君，当是能行“君道”者，这是过分夸大了“君”的作用。但作者所说的“太古”时期，没有各种物质文明和伦理制度，这些只是到了“上世”才出现的。从“太古”到“上世”，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后者比起前者是在各方面都进步了。这些见解，也反映了对历史进程的朦胧认识。
关于历史进程的初步认识，还见于先秦、秦汉间的许多其他历史文献，有的本书下面还会讲到。从上面的论列来看，在中国早期的历史观念中，思想家、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其意义在于：第一，从大多数有关的见解来看，认为社会历史存在着从蛮荒到开化、从无“礼”到有“礼”、从“无君”到立其行君道者的发展过程，这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第二，“太古”、“上古”、“近古”、“今世”等概念的提出，说明人们在认识和解释历史的过程中，包含着朴素的历史分期的观念。这个观念超乎于传说人物和朝代兴亡之上，把历史作为一个可以划分阶段的整体来看待，尽管它是朦胧的，表现为萌芽状态的，但它确实是被人们提出来了。
中国史学上的许多历史观念，都可以从先秦时期找到它们的萌芽，它们最早的发展形态。这里所讲到的，只是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有的在下文中还会有所追溯，这里不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