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秦汉起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其客观历史过程是复杂的，人们的历史认识过程也是复杂的。西晋时期，面对不断内迁的各族和复杂的民族矛盾，江统提出了《徙戎论》，可以看作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认识过程之复杂性的一个突出的实例。《徙戎论》多达2000余字，《晋书·江统传》全文收录，可见它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徙戎论》的主旨是强调“《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对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以来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作消极的评价，进而提出“徙戎”的主张。江统写道：
夫蛮夷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
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舃鹵，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
…………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徙戎论》的历史性错误主要有三条。第一，对春秋战国以来民族关系的历史作主观的、消极的以至错误的评价，认为夷、夏本不应有种种联系。因此批评汉光武帝对待羌族“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是错误的政策，又说曹操对待氐族“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是“权宜之计，一时一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第二，对“四夷”所持的偏见。这种偏见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但也不断受到人们的批评，晋国魏绛和戎的主张和孔子对待夷族的态度，都批评了这种偏见。第三，是不承认民族关系的现状，并企图以强力来改变这种现状，甚至认为关中之地根本不应有戎狄容身之地。
江统的“徙戎”之论，在当时就遭到人们的批评，说这显然是“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后果是不难想象的。西晋统治者也没有采纳江统的建议。而当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崛起而建立割据小朝廷时，时人又“服其深识”。其实，十六国及后来北魏的统一北方的历史，也并不是如同《徙戎论》的基调所演进的。关于这一点，隋唐时期人们的“天下一家”的观念，重视写多民族的历史便是明证。上引《隋书·经籍志》的论点和杜佑的论点都是对《徙戎论》的有力批驳。
史家吴兢在记述唐太宗君臣在有关“安边”政策上的争论，说明《徙戎论》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即便是名臣魏徵，也受其影响。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击突厥颉利，败之，其部落多来归降者。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主张：“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唐太宗同意此说。而魏徵表示反对，认为“尤不可处以河南也”。针对魏徵的反驳，温彦博阐述说：“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可见，在华、夷关系上，温彦博是坚定地反对“阻四夷之意”的。这时，魏徵便提出了晋武帝不用江统“徙戎”之言，是“前代覆车，殷鉴不远”。而温彦博则以“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的历史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的正确。另一位大臣杜楚客支持魏徵的主张，认为“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这一次激烈辩论的结果，唐太宗“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157]。
尽管唐太宗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曾产生过“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158]，但他终究贯彻了比较稳妥的民族政策，在推进民族关系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但是，即使在唐代，人们在民族关系上，也存在不断认识的复杂过程。史载，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
（唐太宗）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159]
这个局面，跟南北朝时期南指北为“索虏”、北指南为“岛夷”的局面，是两幅格调迥然不同的历史图画！在民族关系新发展的历史事实面前，《徙戎论》的主张，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唐太宗晚年同大臣们讨论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时，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160]
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当然不会相信说他“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的颂词的真实性，而他自己所总结出来的五条历史经验，确乎符合或近于他的政治实践。特别是其中最后一条，即对于“中华”、“夷狄”的“爱之如一”，唐太宗把这一条看作是他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说明他对于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并不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反映，从他的修史诏书来看，这也是一种历史认识和文化心理的反映。
江统的《徙戎论》产生于两晋南北朝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初期，它的“徙戎”主张，在两晋时期没有可能去推行，在民族大融合取得了重大进展的隋唐时期，则更没有可能去推行。《徙戎论》作为一种关于夷、夏关系的历史观念，从江统撰文到唐太宗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大约350年左右，它的历史性错误终于被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