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上，人们对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认识，常常是同认识它的历史源头或它的民族象征联系在一起的。而黄帝、炎帝就是这个源头，这个象征。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唐和元代，是政治上大一统时代的几个突出代表，也是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迁移、组合而走向新的融合的几个大时代。这几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鲜明地反映出炎黄和炎黄文化精神的民族凝聚作用。
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以黄帝居其首。这对于太史公司马迁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司马迁写历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61]。那么，“通古今之变”这个“古”从哪里开始呢？这是司马迁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史书撰写中“正其疆里，开其首端”[162]的大事。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这一段话，明确地规定了《史记》的上限与下限。关于下限，自不待言；关于上限，司马迁为什么要从黄帝写起呢？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对此作了认真的说明。司马迁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所谓“本纪书首”，就是《史记》的上限，也就是“通古今之变”这个“古”的起点。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关于“五帝”、黄帝，他分别讲到了学者、百家、荐绅先生、孔子所传、本人所访，以及《春秋》、《国语》和《五帝德》、《帝系姓》所记有关内容的关系。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是作了全面的考察的，所以他得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的结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段话的重要。其一，它表明自春秋以来至西汉时期，人们对古史的追寻已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颇重视关于黄帝的传说，从“学者”到“长老”对此都予以关注，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事实给予司马迁以极大的影响。其二，司马迁毅然突破《尚书》的界限，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从而在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巨著中确认了这种历史文化心理，以至于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陶冶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尽管清代以来有些学人出于求实的要求，对此提出疑问，并做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考信工作，但《史记》问世后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却是真切的事实，并且成了一种历史文化传统。
《史记·五帝本纪》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史记》记述了秦、汉统一皇朝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于《匈奴列传》则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是把黄帝、帝禹、匈奴联系起来了。《史记》对多民族国家历史面貌的反映，以及司马迁在民族关系上的这种观念，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两种影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不仅在本纪中反映出来，在《史记》的表、书中也各有反映。《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三代世表》包含五帝时代，故此表当从黄帝记起。上述两段话是反复说明“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而历代谱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是不可凭信的，故司马迁采取了比较稳妥的做法：“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文中还表明了司马迁对孔子的“疑则传疑”的史学原则与方法的推崇。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说：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司马迁没有对“五官”作说明，故后人多所推测，不得要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后论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在《三代世表》序中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在《历书》序中又说“神农以前尚矣”，说法不一，处置方法也有不同。但是，一个总的目的却始终贯穿其间，那就是“上记轩辕”。本纪，记大事；表，谱年爵；书，写制度。《史记》从这三个方面来反映“上记轩辕”，这是把关于黄帝的零星的传说纳入到比较广阔的和有序的历史视野之中，从而对后世的作为观念形态的炎黄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东汉班固断代为史，写出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皇朝史著作《汉书》。但是，《汉书》的表、志继承了《史记》“通古今之变”之“古”的起点。《汉书》创《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它以“上上圣人”为第一等，首叙伏羲、炎帝、黄帝。《古今人表》的目的是“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反映了鲜明的等级意识和伦理观念，同时也反映出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汉书》的志，有几篇是从炎帝讲起的。《律历志》序认为，在黄帝、尧、舜时已有了“律度量衡”了；其叙“世经”，引《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诸语，认为“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地理志》序说：“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划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这些说法比司马迁所论更加具体，更往前延伸，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更为“尚矣”，更为“难言”了。因此，《汉书》所论炎黄的意义，主要还是在于它对人们的历史文化心理方面的影响。
《史记》、《汉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奠基之作，不论是在史学上还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它们所反映出来的炎黄或炎黄观念，在大约2000年中对中国的史学和历史产生了影响。
炎黄文化作为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存在形式，它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确有愈来愈强的趋势。这里，可举一件很有趣的小事情，来说明这个很重要的大道理。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朝廷的羯族人石勒，在一次宴请使臣的时候，带着酒兴同大臣徐光有一番问对：
（石勒）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朕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163]
这件小事不只是生动地反映了石勒对一些帝王的评价，以及他的自我评价，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这位羯族出身的皇帝对于轩辕（黄帝）的崇敬，认为轩辕的崇高、伟大是不可比拟的。这种历史文化心理，在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也不只是表现在某一个方面的现象，它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反映。隋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的提出和发展，同这种历史文化心理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唐高祖的《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强调自黄帝以来的历史发展的古老性和连续性，所谓“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就是不仅看到了历史的古老，而且看到了历史的连续。这是对《史记》、《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个特点，是对南北朝时期南、北诸多皇朝作同等看待而不强调、渲染华夷之别，认为各朝史书的撰成，都有“激一代之清芬”、“备百王之令典”[164]的价值。唐代史家撰《周书》，称北周皇室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165]。《周书》还认为，稽胡是“匈奴别种”，库莫奚是“鲜卑之别种”[166]。唐代史家撰《隋书》，其论周边少数民族，认为“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室韦，契丹之类也”[167]。它还认为，“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子也”[168]。在唐代史家看来，这许多民族的由来，都可以追溯到炎黄二帝。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大多继承了《史记》的传统，上限都要从黄帝讲起。如马总撰《通历》10卷，起“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下迄于隋，“粗述君臣贤否”。又如姚康撰《统史》300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169]。《统史》已经失传，《通历》今存后7卷。它们说的“太古”、“五帝”、“开辟”云云，人们可以有很多挑剔，但它们却反映出了炎黄观念影响的久远与深入。
《通典》所记历代典章制度、前人论议，“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170]。在唐人看来，“上自黄帝，至于我唐”，这跟司马迁说的“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即非此不能“通古今之变”。唐人的这种文化心理、历史观念，比起以往的人们来说，更加强烈了。当然，《通典》在具体的记述上，却是十分郑重的。其《食货典》序称：“陶唐以前，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也。”因此，《通典》所记黄帝事，极为简略，反映出杜佑严谨的治史态度。在这方面，他颇具太史公司马迁的遗风。唯其如此，更加突出地反映出了“上自黄帝”的历史文化影响。然而，《通典》的价值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提出了在当时来看是达到了最高认识成就的见解。杜佑对“中华”、“夷狄”文化同源提出这样的认识，“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171]，“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172]。
在夷、夏文化同源的认识的基础上，杜佑从地理条件的差别来说明夷、夏文化发展的程度上的差别，并以此来批评一些人的民族偏见，这确是当时最正确、最进步的认识。
元朝统治者对待辽、金、宋三朝历史，又颇有些唐初统治者的那种气度。所不同的是，唐代是汉族统治者为汉族、鲜卑族及其他各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元代是蒙古族统治者为契丹族、女真族、汉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撰写“正史”的史学传统把各民族的历史联结在一起，恰是中华民族的客观历史进程在史学上的反映。从比较具体的问题上看，还有一些值得深长思之的事情。如元朝的史臣们在论述契丹族的先祖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按指唐修《周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按辽朝史官）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按指耶律俨所撰国史《辽志》）晚出，盍从周《书》。[173]
《辽史·太祖纪》后论也说：“辽之先，出自炎帝。”元朝史臣以《周书》早于《辽志》，故于两说之中采早出者为是。这一方面显示出元代史官们的机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700年前唐初史臣所撰前朝“正史”的历史影响之大。而更使人感到一种深层的历史意识是：在上引这段话中所谓“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云云，若出于汉、唐史家之口，固然有很重的分量，而其出于元代史家之口，显然就有更重的分量；若出于私家历史撰述，无疑反映了民间的传统认识，而其出于官修正史，显然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这两层意义上看，此话可谓一字千钧。它所具有的内涵，又远远超出了考察契丹族究竟出于黄帝还是炎帝的范围，而有一种更广泛的历史认识价值。从这里，人们可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炎黄和炎黄文化所蕴含着的伟大的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