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方面，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君主论，多夸大了君主的历史作用，即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念。同这种观念相近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是强调各种人才在历史上的作用。
司马迁在评论刘敬、叔孙通的时候，这样写道：
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185]
司马迁所引用的这段俗语，以“千金之裘”、“台榭之榱”来比喻，说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存在不是“一士之智”可以达到的。这个朴素的比喻，包含了进步的历史观念，即历史不是一个人可以创造出来的，它需要许多人的才智参与创造。这里并没有说到民众参与创造历史，但显然已不同于对君主作用过分夸大的那种历史观念。它强调的是众人的作用。
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这个认识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引用这段俗语是很自然的事情。通观《史记》，司马迁所肯定的，岂止是刘邦创立帝业时手下的大将、谋臣，岂止是“建万世之安”的刘敬、“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在司马迁的历史观念中，他是充分肯定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从帝王将相到游侠、佣耕，从儒林学人到工商业者，都在他的视野之内，都在他的评价之列。司马迁的人物论，实已远远超出“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或“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的范围。这在古代史学上是难能可贵的了。
基于上述观点，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称道李谔等人各有所长，“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188]，充分肯定他们各自在某个方面的专长和作用。魏徵夸奖李德林“幼有操尚，学富才优，誉重邺中，声飞关右。王基缔构，协赞谋猷，羽檄交驰，丝纶间发，文诰之美，时无与二”[189]，高度评价了李德林的才华出众及其在隋皇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魏徵突出地表彰了隋朝在南下灭陈、统一全国的事业中的将领，指出：“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擒奋发，贾余勇以争先，势甚疾雷，锋逾骇电。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190]他赞叹他们在这历史性的事件中所发挥的极不平凡的作用。总之，魏徵认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隋朝的建立，本是各种各样人才发挥作用的结果，并非“一士之略”所能成功的。由于他们在历史上都作出过贡献，因而他们的事迹将“留于台阁”，不可磨灭，并不因为隋朝的灭亡而使这些“北辰之众星”失去光辉。魏徵能够用这种观点去评价前朝的历史人物，的确是十分难得的。同时，他也希望巩固唐代开国元臣的地位，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唐太宗以凌烟阁为名臣图形，应当说就是基于与魏徵相同的认识。
时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珪同知国政，尝因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吴兢的这段记述，从“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的历史观念来看，可谓一个绝妙的例证。从当时人之论当时人来看，称得上是精彩的人物评价。唐太宗称赞王珪“识鉴精通，尤善谈论”，也是知人之言。
在中国史学上，反映“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这一历史观念的著作和言论很多。如各种名臣传记，便有较多的反映。元代史家欧阳玄序《元朝名臣事略》说：“壮哉，元之有国也，无竞由人乎！”又说：“乾坤如许大，人才当辈出。”又如论史、考史之书也有这样的反映。清代史家赵翼既考史，又论史。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汉使立功绝域”、“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武后纳谏知人”[191]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这种历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