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家在讲到历史进程或历史转变的时候，往往要提出“时”、“势”、“时势”这样的概念；他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往往会提到这些概念。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常用的范畴。
柳宗元反复论证“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192]。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193]在他们看来，“时”和“势”是客观存在，人们不能制造它，只能认识它和利用它。“圣人”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能不失时”。这里讲的，是“圣人”同“时”、“势”的关系。“圣人”以外的大多数人，也同“时”、“势”、“时势”有关系，也是在把握“时”、“势”、“时势”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有许多人被时势造成“英雄”，成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时势造就了杰出人物，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历史观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司马迁在阐述《史记》的内容和体裁的时候，其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94]司马迁是要向人们说明，能够被他写入“列传”的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都是一些善于把握机遇，即“不令己失时”，从而“立功名于天下”的人。或者说，司马迁是要提醒读者，他写的这些“列传”，是着重写出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是如何去把握时机，“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不论是何种情况，司马迁都强调了“人”对于“时”的主动性。所谓“不令己失时”，就是表明人在“时”的面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人是可以去把握“时”的。他写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就是写出了刘敬把握了汉皇朝如何确定定都这个“时”。他写叔孙通“卒为汉家儒宗”，就是写出了叔孙通“制礼进退，与时变化”，没有错过时机。因此，在司马迁的历史观念中，人是具有主观的创造性的，这种主观的创造性往往会成就惊天动地的事业。
司马迁说的“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即“时”对于人们建功立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司马迁的这一认识，在他论汉初将相如萧何、周勃、樊哙等人时，阐述得十分清楚。他论萧何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位冠群臣，声施后世。”[195]所谓“依日月之末光”，是借刘邦、吕后为名，而实指当时的时势。同是一个人，因时势的变化而其又把握这变化的时势，就会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立功名于天下”的显赫人物。他评论周勃时写道：“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196]周勃本是一个编织养蚕器具兼做吹鼓手的普通人，后来竟然完成了“匡国家难，复之乎正”的大事业，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因为遇到了“从高祖定天下”这个时势。他又这样评论樊哙、夏侯婴：“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197]早年，樊哙屠狗，夏侯婴贩缯，都是极普通的平民，后来都“垂名汉廷，德流子孙”，不也是遇到了跟随刘邦“定天下”这个时势吗。司马迁说的“依日月之末光”、“从高祖定天下”、“附骥之尾”，都是就一定的时势说的。司马迁认为，能够“立功名于天下”者，自身的修养、德行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有适当的时势才行。他举公孙弘为例，指出：“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198]这就说，在“立功名于天下”这个问题上，素质一般的人固然需要时势，素质优良的人也同样需要时势。
总之，是时势造就了那些“立功名于天下”的杰出人物。如范晔之论“中兴二十八将”，他写道：“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199]范晔是不相信天命、佛鬼的史家，故对所谓“上应二十八宿”的附会之论，说是“未之详也”，而肯定他们的“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立功名于天下。又如《隋书》史论更是进一步从楚、汉之争到隋朝统一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来阐述时势同杰出人物的关系，其论曰：
楚、汉未分，绛、灌所以宣力；曹、刘竞逐，关、张所以立名。然则名立资草昧之初，力宣候经纶之会，攀附鳞翼，世有之矣。圆通、护儿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200]
文中说的李圆通、来护儿、张定和、麦铁杖等，或是隋朝平陈之役中立功的将领，或是隋朝统一后屡建功勋的人物，而他们都出身平凡低微。《隋书》史论的这一段话，意在说明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客观环境对历史人物的影响，即杰出人物的出现，除自身的条件（如李圆通等“皆一时之壮士”）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遇其时”）。这显然是在理论上的总结性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