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批判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早在先秦时期，在中国最早的一些史家即史官那里，已经开始萌发出历史批判意识。这里，有两位史官是要特别提到的，一位是西周末年的太史史伯，一位是春秋末年晋国的史官史墨。
周幽王八年（前774年），郑桓公为周王室的司徒，私下同史伯议论“王室多故”的问题，史伯提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的看法，并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来论证他的这个看法。他认为：
（周王室）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225]
史伯以“和”与“同”的差别这一哲理为根据，分析了周王室的历史与现实，在政治上的形势不同，先王与今王在个人修养和治国举措上的不同，指出了周王室“必弊”的趋势，史伯所说的这一番话，包含着明显的历史批判的因素。在他看来，“和”与“同”的差别，是影响到政治明暗、天下盛衰的根本性问题。他从这一点出发，来审视周王室的历史和现实，并提出了王室“殆于必弊”的认识，正反映出了他的批判精神。
春秋末年晋国史官史墨的认识，比史伯又进了一步。他所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之姓，于今为庶”[226]的话，不仅完全肯定周王室衰败的现实趋势，而且还从更长的历史过程即夏、商、周的更迭来看待朝代兴亡的历史趋势，以及诸侯兴衰的趋势。这种对历史的解释已经包含了若干规律性的认识了，因而显示出更明确的历史批判意识。史伯和史墨，是中国史学上历史批判意识产生时期的先驱人物。
秦汉以降，历史批判意识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在不断发展。汉初，陆贾、贾谊等人，对秦朝统一后政治上空前的成功的评价，以及秦朝统治者在攻守之势即取与守之术认识上的错误的分析，是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之自觉的反省。他们的著作和言论，为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所推崇，使人们受到震撼和启迪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问题，虽然是那个时代有些人在谈论的问题，但司马迁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具有自觉的和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他一方面要把作为“上帝”的“天”在天人关系中即在社会历史中的主宰地位予以推翻，而确立人在历史中的主宰地位。另一方面是要探讨古今联系、古今变化、变化中的进步及其自然之势，从而确立起对于历史进程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地总结了历代兴亡治乱之故，尤其是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极盛时期的西汉皇朝所面临的新问题。司马迁的历史批判意识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把所有的朝代、重要的人物都放到总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使朝代的兴亡、人物的得失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二是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结合，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感染力能够历尽变迁而长存，真正具有“述往事，思来者”的魅力。
在古代史家中，能够像司马迁这样，即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达到如同司马迁在当时所达到的历史批判意识的高度，是罕见的。这固然是因为司马迁具有特殊的学识、特殊的经历、特殊的家学传统和特殊的先人遗命，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和特殊的史学发展阶段。但是，在司马迁以后的古代史家中，具有历史批判意识的史家，都不乏其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领域提出了新的问题，把历史性新意识推向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阶段。如荀悦、虞世南、魏徵、司马光的君主论，魏徵的秦、隋兴亡相较论，李百药、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天说、天论，杜佑的“中华”、“夷狄”同源、同风论等，都是历史批判意识深入发展的突出表现。又如刘知幾、郑樵、胡三省、王世贞等人，于史学批判中包含了历史批判的丰富内容，则是历史批判意识深入发展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明清之际，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历史批判意识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李贽对旧的伦理观念的批判，黄宗羲对君权的批判，顾炎武对君主专制主义政体的批判，王夫之对历代腐败政治统治的批判等，都是历史观念中从未有过的最深刻的批判。
历史批判意识的发展，预示着传统的历史观念的危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