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期,西方进化论逐步传入中国,被一些思想家所接受,并使其同中国古代变易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了历史变革思想。这是中国近代在历史观念上出现的新的变革,使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
中国古代史家论“势”和“理”,包含了深刻的历史进化观点,他们论历史阶段、国家起源、郡县制优于分封制、“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等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时,也反映出了这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这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在理论形式上还没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在具体运用上,就多数史家来说,还缺乏比较明确的自觉意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受到历史进程本身的影响,故这种古代史学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不可能发展到如同产生于欧洲的那样的进化论。
十九世纪产生于欧洲的进化论,是关于事物按照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向前发展的理论,它包括宇宙无机物的进化、生物和社会的进化等自然历史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和洋务企业的译书机构,对进化论有一些片断的介绍。中国思想家中,康有为、谭嗣同是较早受到进化论影响的人物,而严复则是在介绍和阐述西方进化论方面最有贡献的人物。康有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同进化论结合起来,阐说他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进化理论,作为他主张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础。他在《论语注》中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至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他一方面强调“验之万国国”,一方面认为“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就是推进化之礼而为之。他在《大同书》里又说:“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这就是康有为把中国“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进化思想。同时,康有为又在这种进化思想中注入《周易》的“变通”思想,从而把它同维新变法结合起来,提出历史必变的观点。他说:“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今日不变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227]变,是时势之必然,是国家命运所必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28]。在康有为这里,西方进化论被赋予了中国的形式,而中国变法维新则不仅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中找到历史根据,尤其是从西方进化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
康有为的进化理论包含了许多弱点。他是以尊圣、附会的方法来宣扬历史进化论的。同时,他只主张渐变,所以他宣扬的历史进化论,反映在社会思想上只主张改良,反对革命。
从历史观念的变革及其理论价值来看,严复对西方进化论的介绍和阐述,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极》、《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进化哲学的基本观点,倡言变法、救亡、自强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译述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天演论》一书本是赫胥黎宣传达尔文主义的通俗读物,严复译述此书的主旨是“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229]。严复在《天演论》译述的按语里,推崇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体系》,宣传它的普遍进化理论。但严复深觉斯宾塞所谓“任天为治”的论点不妥,故译《天演论》以正其谬,强调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原则。这同“自强保种”的社会目的,是密切关联的。严复所介绍和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在讲到康有为、严复所宣扬、阐说的进化论时,认为对“以史学言进化之理”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严复所倡言的进化论,也只是停留在“循序而进”的阶段,同康有为一样,都带着庸俗进化论的性质。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才突破了这个局限。严复在他的著作中,还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把自黄宗羲、唐甄以来对君权的批判提高到更具有理性主义的程度。他在《辟韩》等文中激烈批驳君权神授的腐见而倡言民权思想,认为民是天下的“真主”。这些见解,在历史观念和史学批判上引发了对“君史”、“民史”的划分,即批判“君史”而倡言“民史”,这也是历史观念变革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十九世纪后期问世的中国史家撰写的外国史著作中,尤其是在王韬的《法国志略》(1871年初撰,1890年重订)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作者都以充分的历史事实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都认为中国应当面对世界,改变故步自封的面貌。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给人们这样的启示:“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230]这样的历史著作,事实上已包含着进化论的思想和历史变革的思想。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史学上出现了较早的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撰写的中国历史著作,这就是1904年至1906年商务印书馆分三册出版的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反映了历史撰述的新面貌。此书以章节编次,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上古以西周以前为传疑时代,春秋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以秦汉为极盛时代、魏晋南北朝为中衰时代,隋以下未及卒述。这虽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历史著作,但它表明: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和表现形式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