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史学意识，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它是人们（尤其是史学家们）对史家的活动和思想、史书的撰写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对这些活动、思想、撰述、关系等方面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积累的认识和评价。
史学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还表现在史家对于史学的认识。这种对于史学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史学上已经滋长了明确的史学意识，并进而演变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反映这一过程的史书主要是《春秋》、《左传》和《史记》。
《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表现，一是“属辞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所谓“比事”，是按年、四时、月、日顺序排比史事，是编年纪事的概括性说法。“属辞”，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不乱”，除了编年纪事这种体裁之外，还包含了“属辞”中用例的思想。《左传》称赞《春秋》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8]司马迁评论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9]这些都说明孔子在“属辞比事”和用例上的严格要求。《春秋》的“属辞”和用例，不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它还突出地反映出孔子对于“义”（褒贬之义）即历史评价的重视[10]。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于指陈历史形势，对历史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对所记史事作出评论，显示出相当深刻的历史见解。但在史学上明确提出“义”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这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孔子还称赞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的精神，说他是“古之良史”[11]。孔子又提出尊重历史文献的认识，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2]论证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从《春秋》和孔子的这些言论来看，可以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史家。
上引《左传》诸文，表明它们在史学意识的发展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孟子不是史家，但他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许多言论，在先秦史学思想中却是不可忽视的。他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3]这两句话，是讲到了史家作史的社会环境、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孟子关于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关于“事”、“文”、“义”的概括，在先秦时期的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从《春秋》和孔子的言论，以及《左传》和孟子的言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史学意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一是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二是重视史家对于史事的评价，三是推崇“书法不隐”的精神，四是提出了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的初步认识，五是提出了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六是提出了事、文、义这三个史学上的重要概念。这些，对后来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司马迁把先秦时期的史学意识推进到更高的认识层次，即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阶段。所谓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不止提出了有关史学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的认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深沉地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先人”，是指他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小子”，是司马迁自称。他们父子是把“绍明世”、“继《春秋》”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呢！在司马迁看来，“《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如此看来，“继《春秋》”确乎是神圣的事业。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可谓鲜明而强烈。“小子何敢让焉”，显示了他当仁不让的勇气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
司马迁的这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促使他创造出伟大的成果，写出了《史记》这部巨著。他说，《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4]。这是他的史学发展意识在实践上的要求，即把继承前人的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结合起来，作为努力的目标。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不仅仅是指《史记》说的，也是指“史家”说的。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而无史家的突出地位，司马迁要改变这种传统，使历史撰述也能成为一“家”。“成一家之言”的庄严目标的提出，反映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产生时所达到的高远的境界，在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自司马迁以后，史学意识的发展经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朝而出现了《史通》，经历唐、五代至两宋而出现了史学批评的繁荣。经历元、明至清前期，古代史学经过总结与嬗变而出现了《文史通义》。经历清后期的社会变动和史学分化，至二十世纪初出现了梁启超的《新史学》和章太炎的《訄书》，以及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史学意识在2000年中有丰富的积累，并不断走向更高的层次，逐步达到对于史学的科学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