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才、史学、史识
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的理论，即史才、史学、史识的理论；章学诚提出“史德”的理论，发展了“史才三长”说，提出了“史意”与“史法”的区别，关系到史家的撰述思想和成果形式。以上这几个概念，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了史学的一般的和本质的特征，有广泛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
《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是围绕着历史撰述和史学功用的一些重要方面展开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多不能脱离对史家的评价。这是《史通》作为史学批评著作的鲜明特色。但是，它关于史家的许多评论，一般都是结合历史撰述的具体问题提出来的。把许多个别的史家凝聚成一个抽象的史家，并对其作总体性评论，这是刘知幾史学批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他在回答友人所问时阐述的，文不载于《史通》而见于《旧唐书》本传：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时人以为知言。
刘知幾明确地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方可成为“史才”。这是他的史家素养论的核心，也是他提出的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
他说的“才”，主要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他说的“学”，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识。他说的“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刘知幾对于史家胆识格外强调，其最高标准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认为这是“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的境界。在他看来，史学的主要功用在此，史书的历史价值在此，史家的基本素养亦在此。他认为，学者跟良史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即“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5]。他也主张史家应当博闻多识，但仅做到这一点是不能成为良史的。
在刘知幾以前，不少史家对史书的事、文、义分别有过一些论述，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而刘知幾超出前人之处，一是明确地提出了才、学、识这三个史学理论范畴，二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三是把才、学、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刘知幾本人并未明言《史通》与“史才三长”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通观《史通》全书，它的大部分篇目所论，都是可以按照才、学、识这三个范畴去划分的。
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论，把史家素养问题提到了更加自觉的理论认识高度，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史学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影响所及又超出史学范围，清代诗歌评论家袁枚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16]史学批评家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中不少篇目论及“史才三长”，而以《史德》最为精到，从而发展了刘知幾关于史家素养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