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班固父子从自己的历史见解出发，对《史记》都有尖锐的批评，但他们对司马迁对待历史事实的严谨态度则给予充分的肯定。班彪论司马迁说：“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61]班固则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2]这个评论不仅对《史记》是重要的，而且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诚然，“实录”是以“事实”为前提的。严肃的史学家和史学评论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前提，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努力和贡献。中晚唐时期，史家之重视事实的自觉性日渐强烈。李肇撰《唐国史补》，他在序中表明：“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他把“纪事实”放在撰述的第一位。曾经担任过皇家史馆修撰的思想家李翱写过一篇《百官行状奏》，指出人们写作行状应当“指事说实”，以存信史。他尖锐地批评说，“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以致“善恶混然不明”，以此入史，则“荒秽简册，不可取信”。他强调说，史氏记录，须得本末，主张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63]。行状，是记述死者世系、郡望、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盛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以下。“国史”中的列传，往往多据行状而作；行状失实，则“国史”难以取信。李翱提出的批评和“指事说实”的命题，在历史撰述的实践上和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是有价值的。政治家、史学家李德裕还就修史体例奏准皇帝，提出“实录”（按指“国史”的主要依据）中多载“禁中之语”和大臣“密疏”，实为不妥。认为：“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至于大臣“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建议今后撰写实录，“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64]这里讲的言论“须众所闻见”，章奏“须朝廷共知”，是强调了史家撰史所据此类史料的公开性，即可考察性，以避免历史撰述中“事多纰缪”的弊病。李翱和李德裕所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在行状和实录备受重视的时代，是有重要意义的。
吴缜《新唐书纠谬》一书，“擿举”《新唐书》“谬误”400余条，“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分为“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事有可疑”等20门。旨在证明《新唐书》“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论证“为史之意”首先在于“事得其实”。诚然，《新唐书纠谬》所“纠”之“谬”，颇有不当，钱大昕已有辨析[65]。但吴缜认为“事得其实”是作史的基本要求的史学批评思想，无疑是对的。
史注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一方面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另一方面又着眼于事实而为其作注，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辩其失[66]。这种以事实作为注史要旨的传统，后来由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考异》发展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