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产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人们创造出来历法和文字，二是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有了历法和文字，人们才能准确地记事，并使其得以保存和流传。而人们历史意识的发展（归根到底，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才使历史记载的不断丰富成为可能。
商代甲骨文是目前已经确认的中国最早的文字，它因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被称为甲骨文。甲骨文记事的内容，多是殷、周奴隶主贵族贞卜的记录，故又称卜辞。殷代卜辞所反映的年代，自盘庚迁殷迄于殷的灭亡，所记以农事、戎事、祭祀方面的内容较多，它们作为档案被储存起来，具有官方文书的性质。除甲骨文外，殷朝晚期至战国末年，还有金文的流传。金文因是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故又称钟鼎文；钟鼎为贵族所用礼器，故金文又称青铜彝铭。现存彝铭，以属于西周时期的最为重要；所记主要内容，反映了当时王臣庆赏、贵族纠纷、财产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彝铭多存于官方，也有官方文书的性质。卜辞记事，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可达百余字；金文记事，从百字上下，直至五百字之多。卜辞、金文同史学产生的关系更密切了，它们所记虽然多是当时的事情，但已包含了后来出现的历史记载所必不可少的几个方面，即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因而可以看作历史记载的萌芽。金文中还常有“其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话，反映了一种自觉的历史记载意识的滋生。
作为官书，卜辞和金文还只是初步的形式。比较发展的官书形式，是经后人汇集起来而称为《书》、《尚书》（指今文《尚书》28篇）中的若干篇。《尚书》也是较早的文字记载，所记都是殷、周王朝的大事。《尚书·商书》中的《盘庚》篇记盘庚迁殷这件大事，是写成最早的一篇。《尚书·周书》中的周初八诰即《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反映了西周征服东土，加强对殷旧族控制的历史过程[13]。在性质上和形式上同《尚书·周书》相近的，还有《逸周书》中的《世俘解》、《克殷解》、《商誓解》，可信为西周初年的记载。《尚书》以记言为主，多属于殷王、周王的诰训、誓词；但它在表述一件事情上已显示出略具首尾的规模，如《金縢》、《顾命》分别写出了金縢藏书、启书的经过和成、康交替的细节，是这个发展阶段很有代表性的历史记载。《尚书》在史学萌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还在于它发展了金文中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同时还提出了历史鉴戒的思想。《酒诰》反复讲到“罔（无）敢湎于酒”和“荒腆于酒”，是殷代所以兴、所以亡的重要原因，提出了“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的见解。
卜辞、金文所记，主要是时事；但卜辞中涉及殷代许多王的名号，则已包含了对历史的追记。《尚书》所记，主要也是时事，但它讲到历史的地方，比卜辞、金文要多一些。例如，《盘庚》篇讲了迁殷以前的有关历史，周初八诰则常常要讲到殷朝败亡的历史。在这方面，西周出现的史诗，也表现得很突出。
史诗，这里主要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诗经》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相传它同《尚书》一样，都是由孔子删订的。《诗经》包含风、雅、颂三部分。风，也称国风，采自周王朝与各诸侯国，以抒情为主。雅、颂，以咏事为主，多用于周王朝的重大庆典、祭祀活动。《大雅》中的一些诗篇，反映了周部族和周王朝的一些发展阶段的传说和历史，可以作为史诗看待。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歌咏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建立基业，王季继续经营，直至文王、武王的武功。《下武》、《假乐》等篇，歌咏成、康以下“率由旧章”、“绳其祖武”的升平时期。《崧高》、《江汉》等篇，是咏颂宣王的中兴。《桑柔》、《召诰》等篇，是感叹、讽刺厉王和幽王时的失政与衰败。它们大致写出了西周的盛衰史。作为史诗来说，它们半是诗歌，半是史篇，写得笼统而夸张；但它们对先王的歌颂或讥刺，对史学在记人和记事方面的发展，都包含有创始的意义。《大雅·**》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诗句，也反映出明确的历史鉴戒思想。广义地看，《诗经》中的其他部分，也具有史诗的价值。
官书和史诗，标志着史学的萌芽，但它们毕竟还不是正式的史书。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分别出现了国史，这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正式史书。
国史，在当时统称为“春秋”。史载，晋国韩宣子至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14]。《墨子》有关于“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15]的引证。孟子从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了国史代替史诗的趋势，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16]孟子的话，事实上指出了史学萌生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正是王室衰微、诸侯兴起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反映。
当时的国史，没有一部流传下来。根据现有相关文献的记载推断，国史在形式上当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活动和对这种活动的连续性记载等条件，在内容上仍是关于贵族活动的记录。“书之竹帛”是当时的书写方式。比之于官书和史诗，国史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记人、记事的前后连续性，这与卜辞、彝铭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标志着按年代先后记载形式的出现。据此可知，国史当是编年记事的史书，这是同西周末年周王朝与各诸侯国开始有了准确的纪年密切相关的[17]。史学的产生，除了文字的出现和历史意识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第二个特点，国史不仅记本国之事，也记诸侯会盟和他国见告之事，所记范围比《尚书》更加开阔，反映出记事者历史视野的扩大。第三个特点，国史的记载不像《诗经·大雅》带有史诗那样的笼统和夸张，也不像卜辞、金文和《尚书》那样突出贞卜与册祝，而着重于德刑礼义这些世俗的内容。国史的这后两个特点，可以从《春秋》、《左传》、《国语》等书中有关片段的记载而窥其梗概。总起来看，国史的出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史书的诞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国史出于史官之手，也在官府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