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学的社会功能
一、“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是中国史学上最早论述史学的专篇，它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意思是说，开天辟地时，人们处在蒙昧状态，距今年代悠远，现在我们能够认识古代的情况，那是根据史书的记载才能做到的啊！
这里，刘勰提出了一个看来简单，其实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经过久远的年代，人们怎么去了解、认识历史呢？这就是依据历代史籍的记载。简单说来，史籍是人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途径。这当然要有文字和书写工具的发明，而尤其要有史书的产生和发展。
刘勰提出这个论点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在古代，人们往往把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都称之为“史”，这给人一种误解，好像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可以不通过史学的桥梁而直接达到。1500年前，刘勰明确地提出了“载籍”在人们“居今识古”中的重要作用，便包含了把历史同史学区别开来的认识，因而在说明史学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上，是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他的这一认识，经唐太宗和刘知幾的进一步阐述而得到新的发展。
唐太宗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极负盛名的一代明君。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史。诏书中有这样几句话：“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1]意思是说，不出居室，可以深知千年以上之事；仪态装束，可以想见九皇的表率。可见，因有右史记言，这些古代的事情才不致湮没；因有左史记事，才使人感到它们离我们并不遥远。发挥文字的性能，通达典籍的起源。真了不起呵，这都是史书所起的作用。这里，唐太宗把刘勰说的“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论点，发挥得很具体了。
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论述史官制度和史官作用时，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假如历来“世无竹帛，时阙史官”，那么历史上出现的人物“坟土未干”，就“善恶不分，妍媸永灭”了。他进而写道：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2]
这里，刘知幾把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作用阐述得更加全面、更加具体。他除了讲到史官、史书（竹帛）的客观作用外，还着重讲到了“后之学者”在“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即读史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审美情趣。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说到“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到所谓“思齐”和“内自省”，这是很清楚地指出了客观历史通过史学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尤为难得的是，刘知幾把史学的功用提到了“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超出了他自己所说的“劝善惩恶”的范围了。
从刘勰、唐太宗到刘知幾所论，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了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一种是着眼“居今识古”，即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另一种是强调“思齐”和“内自省”，即客观历史通过史学而对后人产生启迪和教育作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认识历史，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受到教育的基础；而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受到教育则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中，史学都处于关键的位置。离开了史学，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