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从而丰富了知识，增益了智慧。这固然是人类文明标志之一。但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为了通过了解过去而认识现在和观察未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及从中汲取的启示和智慧，只有运用于现实和未来时，才获得了真正的社会价值。
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而察来”[3]的思想，认为使过去的事情显明彰著起来，可以作为借鉴，用以察知未来。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早已认识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4]的道理。这都说明了人们之所以十分重视认识历史，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现实，为了未来。秦汉以后，这个思想由史学家进一步阐发和丰富，成为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优良传统之一。这个传统，从司马迁撰《史记》以寄“述往事，思来者”[5]之意，到章学诚以记注、撰述定史学两大“宗门”，认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6]，是一脉相承的。综观诸家所论，认识历史是为了判断现实，观察未来，其根据和道理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认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
关于这一点，中国先民在殷、周之际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至司马迁提出了对历史经验的有系统的考察，达到了对历史经验的更加自觉的认识。唐初修史之盛同历代皇朝开国时期之关注于史学相比，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朝虽已立国而天下尚未平定，史官令狐德棻就提出了撰写前朝“正史”的建议。他指出：“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7]唐高祖李渊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于次年颁发了《修六代史诏》，指出：“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8]一个开国皇帝对修史表现出如此重视，固然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也还有历史文化的心理影响。后来，唐太宗、唐高宗继承了唐高祖重视修史的思想和措施，陆续诏命史臣撰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晋书》、《五代史志》，同时颁行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于是，官修正史，盛极一时。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当史臣们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代史”“诣阙上之”之时，唐太宗十分高兴地对大臣们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9]他的这些话，不是虚言，亦非饰词，他是一个真正懂得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重要性的英明君主。
唐代史家杜佑和宋代史家司马光都是位至宰相的人物，杜佑所著《通典》、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也都是史学上的不朽之作。杜佑和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及他们本人的政治命运并不相同，但他们对于历史经验教训在“当今”（或曰“来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认识上是相同的。《通典》和《资治通鉴》在古代史学上及政治文化上所享有的盛誉，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史学家所提出的一些认识，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二）认为历代典章制度多有相承相因之处，认识历史上的典制对于考察当今典制得失，观察其发展走向都是有益的
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0]在孔子看来，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它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它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按照这个道理，将来继周而起的朝代的礼仪制度，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孔子的这个认识，元初史家马端临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11]
这里说的“理（治）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是指一些朝代在“得国”与“丧邦”方面的具体原因，各自殊异，不可能有“相因”之处。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仅仅是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说的，如果把这些具体的原因提升到理性上去认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仍有“相因”之处可以“参稽互察”。而这在历史认识上则有普遍的意义，因而也更有价值。这一点，马端临没有指出来，是他在理论认识上的缺陷。他说的“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认识，强调“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是对这一认识作了很好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概括，从历代制度的演变和人们关于制度史的研究上，阐明了“彰往而察来”的认识价值。
（三）认为史事中包含着“道”，即人们可以从史事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认识，用以指导治国、事君、谋身、用兵行师、创法立制等等
关于这一点，元代史家胡三省的论述是较早的具有理论性的论述。他认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12]
这一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胡三省批评了“经以载道，史以记事”、重经轻史的传统观念。第二层意思是，认为道无处不在，但是道又不是脱离了具体事物而存在的，它“散于事为之间”，即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对于具体事物的认识而空谈所谓的道。第三层意思是，从凡事都有得失成败来看，可见道始终都是在起作用的。古人对于“道”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胡三省说的“道”，是属于从史事中概括出来的理性认识，可以理解为道理、法则，或近乎规律的含义。概而言之，他认为道理、法则存在于史事之中，要认识道理、法则，就不能离开对史事的认识。因此，史学是不可轻视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胡三省的这个认识，比之于马端临从制度文明发展的传承性来说明历史进程中的“相因”之义，进而说明认识历史的“变通张弛之故”的重要，是更高层次的概括，具有理论抽象的性质。所谓“道之万世无弊”，可以理解为道对于指导未来具有普遍意义。
“彰往而察来”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思想核心是，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从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实，观察未来。这个思想正是从根本上揭示了史学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