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对于人生修养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即在于史学以其独特的方式与途径有益于人们的蓄德与明道。
《易·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说，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应当多记识前贤的言论与行事，以积蓄、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地把历史知识（“前言往行”）跟人们的德行修养（“以畜其德”）联系起来的认识。这里所说的“德”，不只是指人的品质，可以理解为广义的道德、学识、文化修养。《易·系辞下》对“德”的内涵有很丰富的解释，认为：
《易经》的创作，大概在中古吧？创作《易经》的，大概有忧患吧？因此，《履》卦是德行的基础，《谦》卦是德行的柄，《复》卦是德行的根本，《恒》卦是德行的固定，《损》卦是德行的修养，《益》卦是德行的扩充，《困》卦是德行的辨别，《井》卦是德行的地位，《巽》卦是德行的制裁。
《履》卦和而达到礼，《谦》卦谦逊而光明，《复》卦从小事遍及事物，《恒》卦周遍而不厌倦，《损》卦先难而后易，《益》卦长久宽裕而不是有意做作，《困》卦身穷困而道通顺，《井》卦处于其所而能施德于人，《巽》卦有所称道而隐讳。
《履》卦用和来行动，《谦》卦用来照礼行动，《复》卦用来自觉，《恒》卦用来专一于德行，《损》卦用来避开害处，《益》卦用来兴利，《困》卦用来减少怨恨，《井》卦用来辨别正义，《巽》卦用来实行权变。[13]
从《易·系辞下》对“德”的解释看，“德”既是个人内在的修养，又是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要求、准则。用这样的认识来看待“以畜其德”，更可以体察到这话的分量之重。
所谓“前言往行”，早已成为过去。人们之所以还能够认识它，主要是通过文献尤其是历史记载才能做到。
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写道：“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裴松之说的“智周”、“鉴远”是从治理政治上说的，但他认为要达到“万理自宾”、“物无遗照”这样一个和谐的政治局面，还在人君的“体备之量”和“畜德之厚”，即在于“智周”和“鉴远”。因此，“好察迩言”和“多识往行”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裴松之这位史学家是用了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论证“多识往行”对于“畜德”的重要，“畜德”对于“鉴远”的重要，“鉴远”对于政治的重要。这些话，可以看作是从史学的角度注释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解释了《易·系辞下》关于“德”的说明。裴松之认为，史学的作用是“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而其重要的环节便是史学对于“畜德”的不可缺少。
读史可以蓄德，读史又可以明道。
胡三省认为“道”包含在“事”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清代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14]。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即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前人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呢？是怎样通过认识历史而探讨其中的“道”呢？
朱熹在谈到读史要点时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5]从历史认识来看，这确是读史的门径。读史以明道，当从史书所记大处着眼，所谓“大治乱得失”，就是这个大处中最重要的方面。从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司马迁总结历代“成败兴坏之理”以下，许多史家对于“治乱得失”的重视都有自觉的意识；他们所写的史书，对此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朱熹正是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把把握“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作为读史的重要门径。
政治上得失成败，国家的治乱盛衰，历来被史家认为是事中之最大者。这种大事的结果，必有其起因；而大事，又必由诸事所促成。所谓明“道”，就必须围绕治乱得失去考察其起因，去认识促成这一大事的诸事的形态、内容和原委。这样，才能对治乱得失有真正深刻的认识，而达到对于“道”的把握。在这方面，《汉纪》作者荀悦是较早提出明确认识的史家，他在《汉纪·序》中写道：
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故君子可观之矣。
这一段话，是从理论上对《汉纪》的内容及其社会功用作了概括。其中，除休祥、灾异两项不免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和关于自然史的记载外，其余都是关于人事的概括，而以政治上的举措、面貌为主。作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带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如法式与鉴戒，废乱与持平，兵略与政化，常道与权变，策谋与诡说等。作者通过对相同与相异的政治行为、政治现象的概括，确信它们具有“通之万方而不泥”的功用，因而可以作为“常训”来看待。尽管作者没有明确说到“道”，但是从“不泥”和“常训”来看，作者的认识已是超出了对于个别事物的判断而包含着揭示规律的意向。荀悦说的“本末存焉尔”，“君子可观之”，正是提醒读史者要注意到这些问题。
胡三省、王夫之是研究和阐释《资治通鉴》的名家，他们从正反两方面提出的认识，都有启发性。王夫之把从中观察国是、民情放到重要位置上来认识，这是抓住了看待得失成败、治乱盛衰的根本。从历史上看，任何正确国策的确定，虽然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但民情的动向实为最重要的因素。这样来看待历史，历史就不只是少数人的活动；这样来看待历代皇朝的政治措施，这些措施也就不只是一些政治家的谋划，而包含着民情的推动作用。用这种观点来认识历史和现实，这在王夫之的时代虽非出于首创，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推广来说，国是、民情实为“大治乱得失”之所系。关于读史，荀悦、胡三省、王夫之所说各项，都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而王夫之所说国是、民情两项，则具有根本的意义。
蓄德与明道，是中国史学的最广泛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