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斯大林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本体论的理解曾被定为一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据统治地位几十年，那么，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本体论的理解一开始就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风风雨雨几十年。卢卡奇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仍在争论之中。实际上，1985年，在卢卡奇诞辰100周年时，当时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已对他“盖棺定论”，即“乔治·卢卡奇是20世纪的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卓越代表”。我同意这个论断，并认为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卢卡奇思想的磨难折射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风云变幻。
从总体上看，卢卡奇关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论述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后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哲学基础。”[16]无论是《历史和阶级意识》，还是《社会存在本体论》，注意的中心都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但二者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却有较大的差别。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探讨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否定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限定在历史和社会的范围内”，并强调总体性。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不存在恩格斯所说的自然辩证法，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遗留下来的所有辩证法问题，包括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以及“二律背反”的扬弃，“都把我们引向了历史”[17]。即使自然也“是一个社会范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无论什么被认为是自然的，那么这种自然都是与人有关的，人所涉及的自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这就是说，自然的形式，自然的内容，自然的范围和客观性都是被社会所决定的”，而“不断去认识自然界是一种社会现象”。[18]这样，卢卡奇便把自然辩证法从历史辩证法中排除出去，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限定在历史的范围内，归结为历史辩证法。
对辩证法问题的解决把卢卡奇“引向历史”，对历史的探讨又把卢卡奇引向人的实践活动。
在卢卡奇看来，历史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是被主体创造出来的客体。作为客体，历史是人类实践的客观过程；作为主体，历史又是人类自己的创造过程。从本质上看，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即“历时态”的社会实践，历史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卢卡奇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认识到历史的实践本质，又通过对实践的分析认识到实践的历史本质，并认为实践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抽象的活动；是一种打破人的异化的历史活动，而不是纯粹的认识论的范畴。
历史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构成了历史的总体性运动。在卢卡奇看来，总体对局部具有普遍优越性，任何局部只有和总体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只有在这样的联系中，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视为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把这些方面结合到总体性中，关于事实的认识才有希望变成现实的认识。”“客观上，行为是指向一种总体性的转变。”[19]这样，卢卡奇便认为“在历史本身中找到了辩证法”。
由此，卢卡奇认为，一切都要立足于历史，都需要用历史去说明，即使实践的主体也是在历史的维度中展开的。就这样，卢卡奇便认为找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历史，并确认“马克思的批判哲学首先是历史的批判”[20]。
卢卡奇的这些见解是相当深刻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历史的自然”的思想，由此划破了费尔巴哈“自然崇拜”的帷幕，把历史的阳光照到了自然界。当卢卡奇确认自然是社会范畴时，与马克思不谋而合，这对把马克思哲学一般唯物主义化，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自然化是一支“解毒剂”；他确认历史与实践的内在联系以及历史总体性，对于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唯物主义，即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很有意义。
但是，卢卡奇毕竟“矫枉过正”了。他肯定了“历史的自然”，可又忽视了“自然的历史”，不理解马克思的“自然的历史”的思想切断了黑格尔从绝对观念通向历史的道路；他肯定了历史的总体性，然而又夸大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作用，甚至认为不是经济必然性而是历史总体性的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决定性差异；他肯定了历史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并把实践引入本体论，可又取消了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的舞台被限定在人与人关系的范围之内，并被归结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使《历史和阶级意识》笼罩着一层唯心主义的阴影。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犯的错误，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他对实践的片面理解，忽视了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这一根本内容。这再次证明了马克思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排除出去往往导致唯心主义历史观。
对此，卢卡奇后期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卢卡奇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并认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劳动这个作为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中介，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被我忽略了”，而把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最重要的支柱消失了”。[21]这就使《历史和阶级意识》“无意识地带上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屈从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已发生过的这种倾向，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关于社会的哲学，从而忽视和否定了它关于自然的理论”，并和这种倾向一样，“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础”。[22]
卢卡奇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见解也是相当深刻的。正因为如此，卢卡奇写下了《社会存在本体论》这一重要著作，其愿望就是，为马克思的“历史是唯一的科学”这一思想奠定基础，“写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原则”[23]。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同时，又使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传统哲学实现了革命性变革。这一革命性变革的奥秘就在于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或劳动观。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才能唯物主义地解决在黑格尔那里与他的天才预感一起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的那些不可克服的困难。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使社会同自然的物质变换有了内容，因而也使劳动范畴同它们的自然前提的关系有了内容，也使由于劳动的社会发展这些前提所发生的变化有了内容。[24]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卢卡奇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就是“重新把实践的因素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注意中心和主干的地位”[25]，确认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并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规定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在社会存在中，实践，尤其是作为“第一实践”的劳动始终处于基础、核心的地位。“整个社会存在，就其基本的本体论特征而言，是建筑在人类实践的目的性设定的基础上。”“正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即把劳动理解为有目的、创造性的存在物的唯一的生存方式的理论，第一次奠定了社会存在的特性。”[2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社会存在本体论又称为实践本体论。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人的劳动总是有目的——它定下目的，而这个目的是选择的结果。因此人的劳动表达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存在只表现在使服从物质世界因果规律的客观自然力量运转起来”[27]。这就是说，劳动包含着人的目的性，存在着客观的物质前提。这是一种能动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它在客观的因果链条中插入了人的目的这一环节，不仅使自然发生形式变化，而且还在自然中实现人的目的和社会的需要，从而使自然不断被“社会化”；同时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限制”不会消失，“这里谈的是自然限制的退却，而不是自然的消失”，而且人类不可能“完全扬弃这些限制”。这样，卢卡奇就把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纳入了实践范畴，从而克服了《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缺陷，使实践概念有了实在内容。
卢卡奇的见解与马克思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这个观点马克思重复了不止一次，而且被写进了《资本论》的定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
从根本上说，《社会存在本体论》高出《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地方就在于，它确立了正确的实践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把人与自然、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联系起来，把人的目的与客观的因果关系统一起来，并深刻地论述了价值和“应该”的关系。
在卢卡奇看来，价值范畴展示出社会存在的基础——劳动，价值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应该”的问题联系起来。“在任何一个实践中都涉及这种价值（肯定或否定），如果价值不能变成这样对象的目的假定，价值就不能在社会中得到同任何本体论的联系。”[28]这样，人就把自己提升到社会的高度，并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着“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的转变，使其具有越来越真正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内容。
只有当我们理解到，社会存在的形成过程，它对自己的基础的超越以及获得独立的过程，都是以劳动，就是说，都是以不断实现目的论设定为基础的，我们才能合理地谈论社会存在。[29]
由此，卢卡奇认为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即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正是劳动把目的性和因果性之间的以二元论为基础的、统一的相互关系因引入存在之中，而在劳动之前，自然界只有因果过程。所以，这一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复合体就仅仅存在于劳动及其社会结果中，存在于社会实践中。于是，改造现实的目的性设定的活动就成了一切人类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基础。”[30]
由于正确理解了实践及其作用，卢卡奇便极为强调“实践”“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明确地把实践本体论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实践范畴把社会和自然联系起来，力图建立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明确指出：“劳动的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人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有着本体论的基础”[31]，并认为劳动概念成为他分析问题的关键。“遵循马克思的思想，我把本体论设想为哲学本身，但是是在历史基础之上的哲学……人类社会，它的本质就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也就是劳动。这是最主要的新范畴，因为它把一切都包括在内。”[32]卢卡奇的论述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如果说“历史”是《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核心范畴，那么，“实践”或“劳动”则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核心范畴。对实践的深入探讨，使卢卡奇意识到人的存在都是社会存在，而历史性则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根本特征，同时，进入到社会存在中的自然及其客观性并没有消失，而是延伸在社会存在之中。卢卡奇由此认为，“实践本身最直接地提供了对社会存在的本质最重要的证明，实践对于真正的、批判的本体论来说，也是必要的客观核心”[33]。
至此，卢卡奇就超越了斯大林，超越了自己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回到了马克思，恢复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本来面貌，并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可是，就在卢卡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时，他突然又后退了一步，即把一般本体论或者说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在卢卡奇看来，“社会本体论以一般本体论为前提”，“社会存在本体论只能建立在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上”。“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获得了它的内在的必然性和可靠性的科学根据。”[34]
卢卡奇曾对斯大林的哲学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具体阐述马克思哲学及其本体论思想时，卢卡奇的确不同于斯大林，达到了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新境界。然而，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关系时，卢卡奇与斯大林又不谋而合，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卢卡奇最终把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把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自然本体论化。这样一来，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然本体论竟然反过来成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了。卢卡奇超越了斯大林，可最终又回归斯大林。在这个意义上说，二者是殊途同归。
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一个对卢卡奇来说似乎不该发生的理论悲剧。可是，它又的确发生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卢卡奇的脑海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一种依据“时间在先性”的考察方法，即还原论的方法。以此为方法依据，卢卡奇把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和人类社会这三大存在方式“在世界的不可逆过程中的先后次序理解为从本体论上进行自我思考的核心”[35]。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卢卡奇为什么最终把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了。
这里，卢卡奇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一深刻思想，即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自然或物质对人来说，是“无”，是“不存在的存在”，以这样“抽象物质”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是“抽象的唯物主义”，而这种“抽象的唯物主义”潜蕴着“唯心主义的方向”。在自然对人的“时间在先性”和人对自然的“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逻辑在先性”的矛盾面前，卢卡奇似乎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