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问题，学习史学名著，提高治身治世的自觉能力。这个问题要进一步说明，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主要的关结或者主要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这里说的是要提高治身治世的能力，治身就是自我修养，治世是参与社会活动，要说得高一点，就是参与社会管理，参与治国安邦，提高这方面的自觉认识和能力。
古代史学家反复阐述，以各种各样的道理来说明，史学对于人生修养，虽然表现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概括成治身治世两个方面。这并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是王夫之提出来的。明清之际大史学家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面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解释《资治通鉴》这部书的书名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概括的解释，“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5]，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而没有穷尽，鉴之也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只要能真正用它作为一种借鉴的话，治身治世，肆应而无穷。它所包含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评价，这里要强调的是，王夫之从治身治世的要求来看，史学对于修养可以提供用之不尽的资源。我想《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书太大了，那么大一本书还有注解，读起来确实很费劲，但是我们可以选读，尤其是读书后面的四篇绪论，古人写书序在后面不在前面。
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我们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对《春秋》的解释，他说《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6]，春秋讲是非，重褒贬，人们学习《春秋》，会懂得很多道理。还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是道德规范。那么从今天来看，这些论点都是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从那个时候的伦理标准、伦理原则出发，我们能够理解，这在今天当然不可取。但是，它的内核是阐述了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任何人毫不例外，也就是说《春秋》中所蕴含的道义、礼义原则是对当时所有人都有教育意义的。司马迁的这个认识对后世的史学发展大有影响。
关于治身治世，中国历代的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这里我们再举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说法为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流传到了元朝的时候，有一位史学家叫作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注，今天我们读的《通鉴注》，文中那个双行小字，就是胡三省注的。他对于人君人臣人子，讲到这些关系的时候，他指出了人们在六个方面即自治、防乱、事君、治民、谋身、做事的重要。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用来对治身、治世加以理解，这和王夫之所说的相类似。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讲，更重要的还是事君和治民，对上是事君，对下是治民，作为政治人物来讲，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事君也好，治民也好，这是一种政治修养，这种政治修养也是人生修养的表现之一。
胡三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不赞成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一种从南宋以来就很流行的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在经和史的关系上，经书和史书的重要性上，有一种说法，说是经以载道，经书里面的道讲大道；史以记事，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而已，史书中没有道，它只是记一些事情罢了。那胡三省就讲，“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认为处处有“道”，它分散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之中，人们从事情的得失成败中，可以知道万世无弊，事情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这里面都包含着道理，这个法则是不会改变的，“史可少欤！”难道我们可以不要史学吗？这是胡三省为历史学做辩护。胡三省从理论上说明“道”与“史”的关系，所以胡三省反向说，“史可少欤！”胡三省所批评的观点，其实是源于朱熹，由此也可看出胡三省的理论勇气。我以前也讲过，我们现在有少数的学者讲什么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就是要弄清历史的真相而已，不要去讨论史学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历史学和政治的关系。为什么不去讨论呢，有人认为那样一讨论，历史学就歪曲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也是不对的。历史学怎么和社会没有关系呢？历史学怎么和政治没有关系呢？只是我们要正确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来说明这个问题，来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胡三省的论点的重要性在于，他说明了道和事之间是不能够脱离的，道寓于事之中，通过许多事情，我们可以“明道”，读史明道，龚自珍有句名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那么我们进一步讲道和人生修养，我们还举王夫之在这方面的一些阐述，他说《资治通鉴》之所谓通，其曰通者何也？什么叫通啊，通到底是什么啊，古人读书还是很用心的，有时候我们读《资治通鉴》，我们很难有时间去把它读完，读一些我们所需要的篇章，需要的段落，那么多读下来，觉得太难了。王夫之是通读了，通读了还解释这个通是什么意思，真是深刻的理解。王夫之指出：“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君道在焉，是说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怎么样做一个有作为的君王，叫君道；国是在焉，国是就是大政方针，国家的重大决策，就叫国是；第三个是民情在焉，民众苦乐如何，有没有灾害；边防在焉，国家安全是否有保障，社会是否稳定，然后说到臣谊在焉，臣子做的合适不合适，官场是清廉还是腐败；臣节在焉，大臣应有节操；最后一句话，和读书人有关系，“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就是说一个读书人，洁身自好，不要受到屈辱；“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这说到学了，学风要守正，不要受歪风邪气的影响，等等。最后还说，“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7]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做了这样深刻的解读。我们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读通鉴论·叙论四》。联系到前面讲的王夫之关于治身治世的论点，那么所谓国是、民情、边防应当是治世，君道、臣谊、臣节、自淑、守正、诲人应当是治身。当然，从根本上讲，治身和治世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联系的。
现在我们归纳一下，先从司马迁评《春秋》到胡三省、王夫之论《资治通鉴》，都强调了史学中蕴含的道理，比如说，《春秋》以道义，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都强调了“道”。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可以“知道而乐”，这三个地方都提到“道”，指出了人们通过读史而认识“道”，现在我们很多讲坛，这个讲坛，那个讲坛，讲历史，有的讲得不错，有的可以说信口开河，就是讲一些趣闻，或者做一些翻案文章，也不提供根据。翻案，过去人们说张三好，我说张三不好，李四比他好等，没有任何根据，就利用讲坛提供的机会不负责任地“开讲”。读史，从我们的前人来看，重在明道，如“出乎史入乎道”，我们“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也是龚自珍的话。这就是说读了史之后，思想上进到史书里之后，还要跳出来，“出乎史，入乎道”，一定要懂得这个道，懂得这个大的道理、大的原则。这些思想是一贯的，唯有从历史中认识“道”，才能够对人生、社会、历史前途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从而有积极的态度。前不久，有个文教片，说有的学校不敢盖高楼，怕出事等。如果懂得“道”了，少一点抑郁症，多一点**，少一点消极因素，多一点积极因素，对历史前途看得更清楚，更乐观，这不很好吗。当然我们也要有同情心，什么压力大，这个那个各种因素，这个压力大也可以用乐观的态度来对待它，这是多余的话。历史人物可以诫世，可以示后，世是当时，后是后人、后世，这样的作用是从历史事件、历史进程中，可以认识到蕴含于其中的“道”，都证明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密切关系。概括说来，不论是蓄德还是明道，都跟治身治世分不开，都对于人生修养有直接的启示和教育意义。我记得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在世的时候，反复引用“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然后紧接着说这个德不仅仅是道德，还包括见识，包括知识结构，对它做了一些比较广义的解释，这对后学启发很大。“前言往行”是什么，“前言往行”广义地说就是过去的历史。这里我再次引用刘知幾所说的话，他说：“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8]这就是一种修养，所以他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9]。那么从今天看来呢，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如果能真正落实到提高人的修养和素质这方面来，那无疑也是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
刚才我说了，从比较大的范围来看，对于历史学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做到这种程度：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有感于此，我写了一些文章，后来把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出了一本书，书名叫作《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觉得史学现在没有得到它应有的重视，而没有得到重视就是因为还没有看清史学的社会功用，没有看清楚史学对于我们全民族的素质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反之，我们会得到一些别的消极的东西，比如，有人写过一本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大家想想，这叫什么书啊，《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在玷污历史！对历史如此的不尊重，如此轻浮，令人不能容忍！我们对历史要有敬意，为什么呢，那是我们的前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是他们不断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他们的许多行为给我们做了表率，怎么能说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还有一本书，叫作《历史老师从来没有讲过的历史》，这位作者有多大本事啊，历史老师没有讲过你能讲出来，那只能是避重就轻，甚至是胡诌。诸如此类的，坊间这样的东西，所谓“通俗读物”，在毒害我们的民族，毒害我们的青少年，我十天以前见到一个大出版社的编辑，我说最近读什么书啊？答曰很忙，没有时间读书，但还是买了一些书。我说买了什么书啊？答曰：×××的中国史。我一时语塞，心想：郭沫若那么大名气也没有听说“郭沫若中国史”啊，同样也没有“范文澜中国史”“翦伯赞中国史”啊，他们都是大历史学家。面对这样的反差，我们应如何评价呢？
这里我还要讲一下，著名文学家小说家王蒙，前不久写过一篇文章，文章说他担心中国的文学要消失。有人说王蒙这不杞人忧天嘛，文学怎么会消失啊！王蒙的看法是，文学是要给人以思想，通过形象思维的描述来赋予人思想。王蒙说，现在不了，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没有积极思想的读物。对于王蒙的文章，我看了以后深有同感，所以我就想，王蒙不是杞人忧天，他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有很深刻的思想，他思考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文学怎么样来繁荣，希望警醒文学工作者，关注文学的发展。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可以容忍少数人对祖国历史胡编乱造的话，这个民族何以存在，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历史学，不要求它成为“显学”，但希望人们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恰当的定位和应有的重视，这就可以了，这样就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
最后，我想把李大钊在《史学要论》里面讲的一段话读一下，作为这次演讲的结尾。李大钊在《史学要论》的最后一段，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是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他说：“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最后他说：“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子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10]这是《史学要论》的最后一段话，我想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自然对历史学有一种崇敬之心，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之心。
那么我想通过大家的努力，使历史学真正具有它应有的地位，为我们全民族的素质教育，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史学自觉而做出贡献，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今天要讲的就到此为止。
[1] 2014年5月26日，在安徽大学文典大讲堂的演讲。
[2]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7～408页。
[3] 刘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5页。
[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7] 以上均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
[8]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0～281页。
[9]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10]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9～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