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生命旅程的最后，我们能做什么
“每个人都逃不过命运的法轮，总有要面对死亡的一天。当一个人，需要直面死亡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当一个城市，有更多的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做什么？”——《爱与尊严最后的旅行》
这是南大医学院5位学生在2010年的做的暑期实践报告，他们的实践课题是“临终关怀”。
如今社会，人们对于高品质的“优生”观念与时俱进。但面对生命的终结，人们给予的关怀还远远不够。在南京，有这样一支志愿者团队，他们服务的地点不是儿童福利院、敬老院，而是医院的肿瘤病房。家人多半不知道他们从事着怎样的义工服务，他们与生命倒计时的病患相对，他们给生命最后的尊重和关怀，他们正在做的是“临终关怀”。
“做项目前，我们心里也没什么底。”吴骎是南大临床医学专业大四学生，也是当时暑期实践的负责人。他说，在大四的《医学心理学》中，有一节内容是关于“临终关怀”的，但与其他篇目相比几乎是草草带过。“大家都觉得这个重要，但关注点更多还是落在治疗而非心理关怀上。”当时在走访几家养老机构时，他们也发现里面不少临终病人都是由护工照料。“那些护工都是农民出身，没什么过高的文化，就更别说去给病人做临终关怀了。”也是在这次实践中，他们找到了南京设有“临终关怀”项目的养老机构及南京最早做临终关怀的志愿者团队之一。
“在因病死亡的人群中，近1/3死于各类癌症，而其中江苏又是癌症的高发区。”某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说，在他接触的患者中，绝大部分都对死亡具有强烈的恐惧心理。据他所知，在国外，对于癌症晚期的病人除了医学治疗外，还设有心理关怀等疏导治疗，但这一块内容在国内还不成熟。他认为，人们在关注“优生”的同时，还应当做好“优逝”。
“与港台和国外相比，内地的‘临终关怀’确实差了一大截。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社工和志愿者太少，我们这里只能让医护人员担当‘医疗社工’的角色。”在南京金康老年康复护理中心，记者采访到了潘惠蓉副院长。据潘院长介绍，他们除了校门口总部外，还在石头城、汤山设有分部，总共床位在500张左右，但就是这样的大规模，往往还是“一床难求”。
老年化趋势加剧，各大医院床位紧张，年轻人工作、孩子两头挑，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老人送到这样的养老机构。“以后独生子女越来越多，‘421’的家庭结构就更难料理病重的老人了。”在采访过程中潘院长一再强调，他们这里主要提供的还是以康复、护理为主的服务，“临终关怀”只是项目之一。但客观事实是：由于这里收治的群体是失能、高龄老人，平均年龄都在78岁以上，所以每年从这里“走”的老人约有300多位。“临终关怀”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们主院区的病人130多个是老年痴呆症患者，100多个是带管的（氧气管、鼻饲管等），还有10多个是晚期肿瘤，但我们不希望大家把这里当成生命的‘终结站’。”潘院长说，中心除了80多名医护人员外，还有130多名生活护理工人。因为文化、年龄层次的不同，护工只能提供生活上的护理，“临终关怀”只能依靠医护人员。他们通过“医养结合”方式给予病人更多精神和心理上的关怀，让病重的老人在临终能“无憾面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病重、高龄的群体相当庞大，对于临终关怀的需求量也很高，但南京目前像金康这样的养老机构不足15家。
“我没告诉我爸妈自己做的是‘临终关怀’志愿者，说了怕他们反对。”本善医务志愿者联盟是目前南京最早做“临终关怀”项目的团队之一。团队负责人韩睿、高洁是在汶川地震志愿者活动中相识的，2010年4月起致力于“临终关怀”。“以前也做过其他的志愿者和义工，但做这个，对家里人都得瞒着。”1987年出生的高洁从事医药销售工作，2007年开始参加各类志愿者活动，家人一直比较支持和理解，但从去年做“临终关怀”后，家人“总觉得有些忌讳”，现在基本是半瞒半骗。“中国人嘛，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特别是我们上一辈的人，觉得和临死的人打交道总有些不吉利。”
由于没有资金支持，高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的费用都得自付，出差学习也以工作为由瞒过父母。“相对而言，我觉得韩睿付出的多得多，毕竟他是男生，还面临着结婚买房。”高洁私下告诉记者，今年快30岁的韩睿找女友的第一标准就是“必须理解和支持我现在所做的志愿者工作”。从事技术员工作的韩睿，受朝九晚五的固定时间限制，不能像高洁一样去各地上课、听讲座，所以他主要负责周末的志愿者活动。周末去医院做一天“临终关怀”，结束后带志愿者登山缓解心情；另一天则是在一家脊椎康复医院做义工。休息的时间基本上全都搭进去了，而他同样也是瞒着家人做着这项“隐形服务”。
“对一个绝症病人来说，20天太漫长了不是吗？”“今天大叔的状态恶化了，我们在的一个半小时里他一直在呻吟，额头上也一直在冒汗……其实大叔一直话不多，可能身体的疼痛也没有说话的力气了吧。所以我们多数都是陪陪阿姨说说话。我觉得阿姨心里也不比大叔轻松多少，甚至比大叔还难过。哎，希望叔叔阿姨能过得好一些。但愿，下个周六还能见到叔叔阿姨。”
这些是“临终关怀”志愿者的日志节选。每周六下午，做完近一个小时的病人关怀后，他们会在某三甲医院病房尽头的一间房间里梳理情绪。门上挂着“癌友交流中心”的小房间不足几平方米，中间一张长桌占了大半空间，上面还搁着病友们的饭盒、水杯等日常用品。就是在这张桌子旁，每组志愿者写完当日服务的感受，然后交流总结心得。
9病区，40张床位，半数以上是晚期癌症病患。无助、疲惫、静默是这里多数人的表情。周六下午，记者来到该院住院部7楼。虽然是午休时间，但从走廊看去，不少病房的门都是开着的，咳喘、沉重的呼吸声传达着痛苦。志愿者负责人韩睿领记者到了“癌友交流中心”的小房间。两点半左右，学生志愿者陆陆续续来了，他们把这里称为“会议室”，关怀开始前和关怀结束后他们都会在这里集合，统筹当日的任务及写关怀日志。
这些90后孩子主要是中国药科大学及南京大学学生，他们多数是背着书包直接从学校而来。快六级考试了，期终复习进入到什么阶段，学校社团最近又有哪些新活动……每周见面的话题总是不一样，而当天大家的焦点则是一个女生志愿者带来的魔方，服务开始前的放松时间就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氛围中度过，小房间向阳窗口里打进来的阳光，暖洋洋晒在孩子们的脸上。
由于临近期末，当日下午总共来了9位志愿者。三点，关怀活动正式开始，志愿者朝9病区走去。“打扰一下，我们是大学生志愿者，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陪您说说话，聊聊天也成。”分为三组的志愿者开始进病房沟通，除了一组是找到了上周的“案主”（临终关怀的对象），其余两组都需进行新的沟通。一连两个病房的“不需要”和摆手，志愿者退出房间继续尝试。他们告诉记者“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不过他们也理解这些病患的情绪和心理，所以失败之后要自己快速调整心情继续敲门尝试。
“在9病区做服务很少能连续跟一个‘案主’。这次来沟通的，下次再来（案主）可能就不一定在了……”王蔚晴是这群学生中经验较足的一位，她和记者分享了让她印象最深的一个的案例。“那个老爷爷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唯一一个儿子还不怎么孝顺，一直是他老伴在医院陪着他。我们每次来的时候心里都悬着，每周六下午到病区，看到他老伴还坐在那儿，心才能放下。”王蔚晴说，一开始“案主”对于志愿者的接受度都不高，本能的戒备心理普遍存在。
她还记得第一次去与这个“案主”沟通是从剪指甲开始。“当时爷爷行动能力已经很差，老伴又眼花，当我们问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老伴提出能不能帮爷爷剪手指甲。”剪完手指甲后，他们还想再做些什么帮助老人，“爷爷的老伴当时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我们能不能再帮爷爷剪下脚趾甲。可能就是这件事让他们觉得我们‘挺亲的’。”王蔚晴说，她做了一年多的“临终关怀”，有时候也会反思这样的聊聊天，甚至是不说话的陪伴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但对于一些没有家属探望和陪伴的临终老人，王蔚晴觉得，志愿者的到来至少可以让患者有个“盼头”。她说：“能成为他们的‘倾听者’其实就是一种信赖和寄托。”
在两周的采访过程中，志愿者高洁中途去福州参加了“中国医务社工年会”及“姑息医学大会”。回来后，她将一些香港有关“临终关怀”的研讨与记者分享。其中一个案例很打动人。临终患者身前是名赌徒，与家人的关系一直很疏离，在临终前他找到社工，希望能在离开前完成自己的忏悔心愿。于是，在社工的指导下，他用玻璃珠串了两串手链给两个女儿。小女儿在赌徒离世前这样说：“我会在结婚的时候把它戴在手上，这就是我的嫁妆。”
2007年的一部美国电影《遗愿清单》，讲述的也是两个末期癌症的病人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死刑”，认真计划并度过余下日子的故事。
遗憾的是，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死亡的恐惧如湖底的礁石，无人敢触碰。病患和家属面对临终遗愿更是讳莫如深。多数陪伴临终病人的家属在丧亲后已经身心俱疲，亲人离去后更是很难理智面对。
（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62c0d0100vt0g.html.）
【任务】面对以上情境，你需要完成的任务是：
任务1：找出案例中的几种生死观。
任务2：找出情境中的临终老人都有哪些心理需求。
任务3：找出情境中志愿者的心理护理措施。
【问题】为完成上述任务，你需要思考的问题有：
问题1：中国人为什么会对死亡讳莫如深？
问题2：如何让家属正确地认识临终老人的心理需求？
问题3：怎样才能让老人有尊严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