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揭开了我国古代文学的辉煌一页，奠定了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录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歌和舞曲。《诗经》中常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诗经》反映的时代，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诗经》多数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静女》《氓》则表现了妇女的不幸遭遇。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彩的新体诗——楚辞。这是一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民间乐诗，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出了《九歌》11篇和《九章》9篇。《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取材于神话传说，是优美动人的恋歌；《国殇》描写了激烈的战斗场面，歌颂了战士们为国捐躯的英雄主义精神。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它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壮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的诗作，洋溢着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垂范于后世。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只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
两汉时期，疆土统一，国势强大，封建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就设立了官方采诗机构，名为乐府。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我们今天读到的乐府民歌，约40首，多数是东汉的作品。它们以多样的形式，现实主义的方法，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别是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下，人民饥饿贫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其中，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伟大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正是在活跃的民间故事、民间歌唱的基础上的产物。它创造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典型妇女形象，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与《诗经》一脉相承；而它长于叙事铺陈，语言富于生活气息，句式以五言、杂言为主，又体现了诗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在汉乐府民歌的直接哺育下，汉代文人五言诗也开始酝酿，并逐渐发展、成熟。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一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并非成于一人一时，但有着大体统一的主题和风格。诗中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牢骚不平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其主旋律偏于消极感伤，诸如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等思想，在诗中时有流露。《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委婉含蓄，在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练工切，前人有“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的赞誉，大评论家刘勰曾称它为“五言之冠冕”。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建安文学”。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局面。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其诗作形式上虽仿照乐府诗，以五言叙事诗为主，但内容已不仅限于个人的哀乐，而是重在表现诗人对国事的担忧、对百姓痛苦的同情，进而抒发自己的远大宏伟的政治志向。风格骏爽刚健、慷慨悲凉，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诗歌中的个人抒情形象十分鲜明，语言精美工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是前人对他的诗歌艺术成就的恰当评价。“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左思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或气骨遒上，虽然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表现了作者清高的气质，独立的人格，但只是一味地诉苦，或把理想寄托于虚无缥缈之中，没有了建安时的远大志向，与建安风骨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表现方法上，这些诗集中体现了文人特色，重抒情，轻叙事，表意隐晦艰深，意境深远曲折，以五言为主，他们的创作对我国诗歌形式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的陆机、潘岳等虽名重一时，也只是辞藻华丽而少实际内容。因此西晋诗人虽然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柔靡采缛。
东晋时期“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采取了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以《归园田居》《饮酒》（“结庐在人境”）等篇为代表。陶诗的风格虽较多表现为自然冲淡，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是只有静穆，而忘怀了世事。陶渊明诗对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文”“笔”之分日益明显，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这一时期，南方前有谢灵运，后有谢朓，多写以描绘自然景观为内容的山水诗，而鲍照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在北方，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在北国稍嫌荒寂的文苑中独标清新，粲然可观，在形式上可称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
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风尚，内容虽然相对贫乏，但作家们对文学表达方式的探索，特别是对诗歌声律的追求，为中国格律诗的定型和成熟做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民歌前后辉映。南朝民歌多是当时乐府为朝廷采录的，按地域分为吴声和西曲。现存的吴声、西曲内容多是描写爱情相思或离愁别恨的，多采用五言四句的体制，风格清新、语言生动，且好用双关隐语，富于表现力，对后来的五言绝句及诗歌表现手法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现存的北朝民歌是在民族大融合过程中用汉语记录下来的各族民歌。虽经过了人为的加工整理，但也保留了爽朗豪放、慷慨激昂的特色。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广泛，不仅有情歌，还有战歌、牧歌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歌谣，如著名的《木兰诗》反映了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也塑造了替父从军的女英雄形象，这首诗和《孔雀东南飞》合称“乐府双璧”，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敕勒歌》描绘了北方辽阔壮丽的自然景色；《折杨柳枝歌》抒写了坦率、热烈的爱情，这些民歌都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现实主义特色，是继《诗经》、汉乐府之后诗歌创作的又一次现实主义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