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唐以后，我国封建社会文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到来了。唐代诗歌创作空前繁荣，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古体、近体争奇斗艳，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星驰云涌。《全唐诗》收录诗人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实际还不止此数。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诗歌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他们在诗歌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大胆探索，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一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王维兼擅绘画，其诗深合画理，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虽抒发的多属闲情逸致，但意境幽美，艺术性很高，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接着，李白与杜甫先后崛起于诗坛，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今古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多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反映个人理想与当时社会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他的抒情名篇，如《将进酒》《行路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集中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号称“诗史”，以《三吏》《三别》最负盛名。他即使是写景述怀，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是其特点。李白和杜甫分别以其各自独特的风格面貌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而泽被百代。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致力于用诗歌直接反映现实的诗人是元结和顾况，他们继承了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传统，多作新题乐府诗，不啻是新乐府运动的前驱。唐宪宗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元、白提出了明确的诗歌创作纲领，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写成了《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白居易）和《新题乐府》12首（元稹）。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其中《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新乐府运动的中坚人物，还包括张籍、王建等人。
这一时期，和元、白诗风殊趣的，有以韩愈、孟郊为首崇尚险怪的一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开后来宋诗多以议论为诗的风气，在唐诗中别开生面。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等。在中晚唐之交出现的李贺，以其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独树一帜。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也随之趋于卑弱，大多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长于写七绝诗，内容多伤春伤别和咏史怀古，风格俊爽高绝，少数写景小诗如《山行》等自然清丽；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但部分作品则有晦涩难解的特点。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相传李白作《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韦庄都是较早的曲子词作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均是小令中的精品。
宋代在政治和军事上十分软弱无力，外有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长期威胁，内部又党争不断，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相对繁荣，文学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
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在上层士大夫文人如晏殊等人手里，成为析酲解愠、娱宾遣兴的工具，染上了承平时代雍容闲雅的富贵气息。虽然已由唐而入宋，但词风尚未摆脱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对宋词发展功不可没的还有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官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并且退休前担任太子的老师，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欧阳修在政治上是温和派，能够选贤任能、提拔人才，有伯乐之称。王安石、苏轼父子以及司马光都在他选中的“千里马”之列；文学上主张“文以载道”，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其散文成就甚高，居“唐宋八大家”中宋人之首，在词的创作方面主张温柔宽厚，意境深婉。
宋词的发展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虽然他不是大人物，但却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虽然他一辈子没有得到那些“大人物”的承认，却以“白衣卿相”自居，在民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号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这个人就是北宋著名的词家柳永。
柳永（987？—1053年？）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由于年轻时混迹于市井歌伎之中，被举荐做官时在宋仁宗那里碰壁，仁宗批了“且去填词”，从此柳永开始游戏人间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在苏、杭、汴京等地过着流浪生活。晚年改名柳永，考取了进士，做了几任小官，潦倒而终。
在柳永手里，宋词进行了第一次革新。柳永是落拓文人，主要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一改宋初以小令为主要创作形式的局面，大量创制并写作了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动听的慢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
在被称为词坛正宗的婉约派中前期以李清照、秦观为代表。
李清照早年著有《词论》，认为词要谐音律，有情致并且在创作中身体力行。她的创作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李清照身在北宋，生活安定，与丈夫夫妻相得，因此这时候的作品多描写她在少女、少妇时期的生活，富于生活情趣，对自己的内心生活多有反映：时而委婉含蓄地表达闺中的寂寞和离情别绪，如“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语都是抒写闺情、闺意的名句；词中也常流露出开朗愉快的心境，比如“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作品中还有直接表现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的：“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这些词作或格调清快或温婉动人，在宋词的“飞红万点愁如海”中可谓生机勃勃了。
后期创作由于北宋灭亡，靖康之难，李清照连续遭到国破家亡夫死家贫的巨创，长期流落江南，因此多从感慨身世飘零出发，表达南渡初期许多背井离乡、骨肉分散者的共同心声，比如《声声慢》（寻寻觅觅）。
秦观词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对于自己的不平或所关怀者的遭遇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抱怨态度，语气上接近被遗弃而无处诉说的女子声口，颇为柔婉：“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绿荷多少夕阳中，知为阿谁凝恨背西风”，温婉的情致中带有多少的惆怅和哀怨！
与婉约派相对的是豪放派。苏轼首开豪放词之先河，至辛弃疾又将其发扬光大，使这种“文人之词”自成一家。
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词风，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怀古、记游、说理等为诗人、散文家惯用的题材都尝试用词去表达，使词逐步摆脱了作为乐曲歌词即“歌词之词”存在的状态，独立发展为新的诗歌体裁，成为“文人之词”，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学的百花园中。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前词通过对出猎场面的描写，抒写了被这一过程激发出的为国杀敌建功立业的壮志：“酒酣胸胆尚开张”的意气风发，“鬓微霜，又何妨”的不服老的情态，“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卓绝武功，“西北望，射天狼”的高标远举，都是散文笔法的再现；后词借道中遇雨、雨后复晴的自然天象变化，抒发自己人生旅途的感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达了作者达观的人生态度。
“东坡之词旷”（《人间词话》）王国维先生一字定评。“旷”是寻求超越，是获得解脱，“旷”的结果就是“达”，“达”是通达、畅达和练达，它们共同构成了由矛盾产生到经历痛苦和砥砺而走向消解的过程，东坡词的豪放正是通过旷达表现出来的，看其代表作《水调歌头》就很形象地展现了这个过程。另一篇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则以雄壮的笔调描写了赤壁古战场的雄奇景色，以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周瑜少年英杰的形象，给人以壮丽豪迈之感，从中表露的豪迈奔放的感情、坦诚直率的胸怀正是苏词浪漫主义的基调。他以其豪迈的襟怀面对政治上所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并将其胸襟怀抱借词的形式加以展现，词中善用比兴手法，比如《定风波》《卜算子·定惠院寓居作》等都或借自然景象或借助眼前景物来寄托情感。在语言上，苏轼也大胆创新，一改前人“镂金错彩”的词风，多方面吸收陶潜、李杜等人的诗句入词，也用口语入词，给人清新朴素的感觉。苏轼的努力不但扭转了词风，使文人之词登上词坛，自己也以开风气之先者的身份成为豪放派的宗主。
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曾经在南宋初期做过北方的抗金将领，为抗金上书写出《美芹十论》。南归后由于他身负北方百姓收复失地的重托不与投降派妥协，因而在统治集团当中处于孤立的境地，无法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在政治上也屡受打击，曾经出任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等官职，回到他“梦里吹角连营”的抗敌前线，但很快又遭罢免，最后在“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的慨叹中“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词人在无限的不平和激愤中抱憾而终。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豪放的词风及南宋初期文人的爱国情怀，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程度，他创造性地融会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体的优长，将词的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等功能发挥到极致，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从而形成了他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独特词风，“屹然别立一宗”（《四库提要》）。辛词艺术上的独特成就，首先表现在对雄奇阔大意境的创造上，他写长剑是“倚天万里”，写长桥是“千仗晴虹”，就连红红白白的花朵，也会使他联想到孙武训练的吴宫女兵——“对花何似，似吴宫初教，翠围红阵。”（《念奴娇·赋白牡丹》）这些生动的夸张和联想笔酣墨饱，气势如虹，境界扩大，构成辛词豪放风格的底蕴；其次表现在比兴寄托手法的应用，善于托古喻今，利用前人典故或现成诗句、诗意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浑然天成，可见笔力之雄健、老到。比如《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词中运用了现成的杜甫诗句和《三国志·吴志》注引之句。另外如“晚岁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入手，更风雨东篱依旧，陡顿南山高如许，是先生拄杖归来后”。（《贺新郎》）一方面，活化陶渊明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入词；另一方面，借陶氏“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性格表现自己与之相近的精神风貌，皆浑然天成，形成了辛词“以文为诗”的风格，是对苏轼的学习和发展，并以此奠定了豪放词的创作基调和特征。
集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他的作品标志着宋词艺术的深化和成熟。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的变化、表现技巧的多样、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方面的不懈追求。南宋的格律派、风雅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有一些词人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姜夔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其特点是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别具特色，自成一家。概而言之，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虽然诗风不同，或委婉闲淡，或粗犷豪迈，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到了欧阳修，宋诗的自身特点，即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首倡“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都瘦硬生新，成为江西诗派的宗主。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
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9300余首，其中多数篇章表现了他处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积极主张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爱国情怀。
杨万里和范成大在当时诗坛上声誉也很高。他们都有一些反映现实的篇章，并且擅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个时期的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元代迎来了通俗文学大发展的时期。诗歌方面元代的作家和作品都不少，成就高于散文与词，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百年间动**、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了不同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而且不少作品表达了关心民生疾苦、表达对社会现实不满，仍然是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抒写思想感情、人生追求、审美情趣的主要文学样式。特别是在表现重大人生思考、深刻的精神活动等方面，诗歌具有其他文学样式所不能取代的地位。但与同时期蓬勃发展的叙事性文学相比，诗歌的成就被遮盖了不少。
散曲是元代盛行的一种新诗体，它既可以抒情，也可以叙事，一般把它作为叙述体。散曲是一种起源于民间、与音乐关系密切、字句更为参差的自由诗。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单支曲子，又叫“叶儿”；套数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它与当时下层人民生活，特别是市民生活有着更多、更直接的联系，形式自由活泼，内容也是无所不包，突破了传统的韵文的题材范围，也突破了当时诗词偏重于表现文人身边琐事及酬唱赠答的狭隘圈子。散曲的内容十分广泛，讥时、叹世、隐逸、闺怨，无不涉及，而最多的是歌唱山林隐逸和描写男女风情之作。少数作品接触到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另外也有一些写景咏物的清丽生动的作品。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元散曲的成就都比同时代的诗词为高。元代前期的散曲作家以关汉卿和马致远为代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质朴自然，诙谐泼辣；《天净沙·秋思》通俗平易，情景交融，都是散曲中的精彩之作。元代后期散曲的代表作家是张可久和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而趋于雅正典丽，与词很难区别。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保持了散曲的主要特征，在元曲中不可多得。
明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朝代，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严厉的控制，也严重地影响到文学创作。市民阶级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如小说、戏曲等特别繁荣，而正统诗文则相形见绌了很多。以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在明代诗坛上统治了几十年之久，这些诗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空洞浮泛之作。之后先后兴起的“前七子”“后七子”和反对他们的“唐宋派”“公安派”等都偏重散文创作。
清代诗歌是比较繁荣的。在清代有诗集流传者，至少在五千家之上，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唐宋。在明清鼎革的社会动乱之际，与当时讲究经世致用思潮相呼应，诗歌创作转向伤时忧世，遗民诗人之呼号、悲愤、励志，其他诗人之徘徊观望，黍离之悲、沧桑之感，成为清代前期诗歌的主旋律。清初诗歌从总体上说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言志、美刺精神，反映了传统的诗歌审美特征。同时，清代诗人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时常能够独出心裁，力求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因此在风格流派上也能够不拘一格，各有千秋。如以追求空灵秀润为美境的王士祯的“神韵说”，以主张真情实感自然流露而时见机趣的袁枚的“性灵说”，以及既讲求诗法诗格等形式之美，又重视内容上合乎温柔敦厚诗教的沈德潜的“格调说”，要求外表空灵、内容质实的“肌理说”。这些主张对当时的诗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近代文学史上最先表露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在创作方面龚自珍、黄遵宪及南社诸诗人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龚自珍（1792—1841年），浙江任和（今杭州）人，他出身于世代官僚文士家庭，38岁中进士，但由于不习惯官场的腐朽和黑暗，“一生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后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是真正打破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腐朽局面，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文学家、诗人。龚自珍的诗歌以其先进的思想别开生面，真正打破了诗坛的沉寂局面，他的诗不重山水、景物的描摹，而是着眼现实社会形势、抒发感慨，纵横议论——“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他的诗具有复杂的思想内容，充斥着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是政治思想和艺术概括比较完美的统一。从风格看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就如他自述的那样：“庄（周）屈（原）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李）白始。”可见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佼佼者屈原、庄子和李白对他的影响。他的奇妙的想象、奔放豪迈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都显现了这种直接的继承关系，而个性形象地呈现更是使人读罢能消胸中块垒——“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龚诗的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形式上以七言绝句最为擅长。代表作《已亥杂诗》（350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多种多样，日常生活、旅途见闻乃至思想情感均娓娓道来，历历可见，成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自叙诗，通脱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人。他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官僚家庭。曾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和驻英国使馆参赞等职，先后在国外生活了近二十年。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他受到大量的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影响，最终树立了“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隐居乡里，以诗人身份终老。黄遵宪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系统地具体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和主要矛盾，因此其作有“史诗”之称。他知识广博，当时所谓新学和新世界的见闻，以及传统的历史文化，无不用来作诗。他的作品多鸿篇巨制，给人一种五光十色、博大宏深的感觉。在手法上他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和内容翻出新意，使严整的韵律和散文的笔法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调谐和，创造了“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辛亥革命时期，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等人的作品都洋溢着充沛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
秋瑾是当时杰出的女诗人，她的诗作激昂慷慨，富有巾帼英雄的气概。
较之宋词，清词在发展中呈现如下特点：首先，境界更为开阔。从明清易代、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直至满清王朝被撼动以至被推翻，一切重大事件无不在清代词人笔下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表现。尤其是嘉道以降，外侮频仍，鸦片战争的烽火和八国联军的刀枪，都深深震撼了词人们的心灵，使他们的词作流出了饱含着血泪的前所未有的悲怆，彻底破除了“诗庄词媚”之类的旧说，从而使词成为一种在描写对象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抒情诗体。其次，清代著名的词家，如朱彝尊、张惠言、周济、谭献、王国维等，多为学人，他们以治经之法治词，冲击以至打破了“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更于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外，增入学人之词一派，从而拓宽了词的疆域。再次，清代词派纷呈，迥异前代。自明末陈子龙创立云间词派，流风所及，主宰顺治一朝。康熙年间，阳羡、浙西二派高标并举，陈维崧、朱彝尊领袖词坛，使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八九”，而浙西派影响尤大。沿及嘉庆道光年间，张惠言兄弟创立常州词派，经过周济、谭献为之揄扬，每变愈上，不仅在清代中后期占统治地位，即近现代词坛，亦每见其流风余韵。另外，不属某派而独抒性灵、自出机杼之词人，也为数众多，比如与陈维崧、朱彝尊三足而立的纳兰容若。流派纷呈，是文学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清词的成就于此可见一斑。同时，创作的兴盛引起了理论的繁荣。清代的词论发展到了宋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较著名者如浙派的淳雅清空说，常州派的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说，下及陈廷焯的沉郁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具真知灼见，发前人所未发。理论既是创作成果的总结，又推动着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互相促进，清词才**迭起。因此，清代词人之众、作品之多，都达到空前的程度，仅顺治、康熙两朝词人，已达2100余人，词作5万余首。
清代词人中以纳兰性德在当代影响最广。
纳兰性德（1655－1685年），纳喇氏，原名成德，后改名为性德，字容若，号饮水、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是清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与朱彝尊、陈维嵩并称“清词三大家”。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写景状物关于水、荷尤多，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纳兰性德是性情中人，落拓无羁的性格、天生超逸脱俗的禀赋，加上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又逢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皆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和谐状态，却流连向往。因而他的词作往往直抒胸臆，尽出佳品，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24岁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侧帽》后更名为《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他的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婉清丽，颇近南唐李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和晏几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