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典小说
（一）小说溯源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高美之名声），其于大达亦远矣。”其时正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士风正盛，许多士为说明自己的思想以求得王侯的接受，往往大量地使用史事、寓言、神话、民间故事等修饰自己的言论，增强表达效果。庄子认为“小说”是卑琐无价值的言谈。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此所指始近于小说。稗官是古代专给帝王述说街谈巷议、风俗故事的小官，后来称小说为稗官，泛称记载逸闻琐事的文字为稗官野史。由此可见古人所谓“小说”，应是指篇幅短小、意旨无关宏大、带有传闻性、新闻性的记载。从另一个角度说，最初的小说就有了虚构、植根于生活的特点。
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一般认为最早溯源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以神为中心的神话故事和以现实人物为根据的历史传说，在古代往往被涂上神异的色彩，它们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源头。此外我国先秦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具体记述人物的言行，先秦子书如《论语》《孟子》《庄子》等，也夹杂有不少记事成分，写出了一些思想家及其门徒的言论行为，它们都对魏晋以后记录人物琐事的小说有直接的启发和影响。正是这些古代神话、杂史、民间传说、人物轶事、寓言等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包含着故事性、虚构性的成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小说的源头并影响着小说的发展。在影响小说产生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史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史书与小说，目的和性质截然不同。但中国古代史书，常在细节上运用文学手法。中国文学中叙事、描写及刻画人物形象的技巧是在史传中培养起来的，直到明清小说仍然在史传中汲取养分。
（二）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
我国小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粗具规模，小说写作成为一种风气，不仅作品的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盛况。这个时期的小说集中出现了一批专谈神异灵怪与人物佚事的著作，于是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阶段。就其内容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一类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大量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原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可见战乱频发和社会动**使得宗教迷信思想较容易传播，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频繁刺激为志怪小说提供了思想土壤和社会环境。二是主观原因，首先，被动逃避思想不敢正视现实就会幻想出怪异离奇的故事，以寻求精神上的麻醉。想象中的安宁、幸福和希望被寄托于不现实的空中楼阁，与现实生活中的贫困、饥饿和死亡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现实的残酷激发出的反抗意志和对理想的追求在种种社会矛盾中得到体现。志怪小说则通过大胆的幻想，借助于神鬼故事曲折但不失深刻地表现出这一点。当然由于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面貌比较复杂，志怪小说是侧重于宣扬神道和怪异事迹，还是倾心于某种现实的目的往往并不能完全做到泾渭分明。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现在保存下来有30余种。比较重要的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郭宪的《汉武洞冥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托名魏曹丕（一作张华）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荀氏的《灵鬼志》，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宋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这其中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是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
《搜神记》作者干宝（？—336年），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又好阴阳术数、神仙鬼怪。在《搜神记》序中，作者自称作此书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即赏玩娱乐的意思。此书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辑录而成，现为20卷，400多则。其中不乏精品，如“宋定伯捉鬼”的故事。宋定伯走夜路与一鬼不期而遇，他凭借自己的镇静探察到鬼的弱点，并最终战胜了鬼。故事通过简洁的对话和凝练的叙述表现了宋定伯的勇敢、机智。以鬼作为玩笑的对象渗透出些许的幽默感。这类作品在当时并不常见。另外有些作品对后世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如“三王墓”讲述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成功，却为王所杀，其子赤为父报仇得侠客相助，客以赤之头为饵诱杀楚王，再以己头与赤、王二头并沸鼎中。鲁迅的《故事新编·铸剑》显然是从中受到了启发而创作的。又如“东海孝妇”中的“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其血青黄缘旛竹而上”等情节我们可以在《窦娥冤》中找到。
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人物的清淡风尚的影响，以记录人物逸事的志人小说开始盛行。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这段话指明了志人小说产生和兴盛的原因。另一方面“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这里提出的观点很重要，即所谓志人小说，其写作目的虽仍有记录史实、供人揣摩的考虑，但欣赏和娱乐的特点已经很明显了。
此类作品中较早的有托名西汉刘歆遗书的《西京杂记》。其中《王嫱》一则写王嫱因不肯贿赂画师而远嫁匈奴的故事，为后世诗歌、小说、戏剧中常见的题材。专记人物言行的，则有东晋中期裴启的《语林》、晋宋之际郭澄之的《郭子》、梁沈约的《俗说》和殷芸的《小说》，但是大部分都已散佚。比较完整地流传至今的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是魏晋志人小说集大成者。《世说新语》原名《世说》，作者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世说新语》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篇。内容主要记述自东汉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通过这些记述反映当时士人的性格和精神风貌以及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情趣。“竹林七贤”中刘伶的“纵酒放达”、嵇康的“风姿特秀”；顾雍、谢安等人的处变不惊、悲喜不形于色等。《世说新语》中也记录了士族的腐朽残暴和奢靡贪婪。如石崇的“美人行酒”“与王恺争豪斗富”等故事。这些对士族某些人物贪残、酷虐、吝啬、虚伪的行为揭露和讽刺与书中对一些孝子、贤妻、良母、廉吏的歌颂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中体现出当时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世说新语》写作手法以现实主义为主，其中也有一些夸张之处。如“夏侯太初倚柱读书”一则，语言简洁、含蓄，作者善于抓住人物本身最具特征或最富于意味的一瞬表现生动的人物形象。
与《搜神记》一样，《世说新语》对后世文学创作特别是笔记小说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来的文学家在记录人物言行时纷纷模仿其笔调以求传神生动，甚至直接仿照其格式的著作也出现了不少。此外《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时期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具有显著的时代特点。所载内容中的一部分逐渐成为了后世诗文、小说、戏剧的素材，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可见《世说新语》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三）中国小说的成熟——唐传奇
唐代小说被称为“传奇”，其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随着唐代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经济不断繁荣，小说的素材也由魏晋以来单纯地记录鬼怪神异和奇人逸事向社会生活方面过渡。城市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逐步形成，为了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产生了“市人小说”。唐代“温卷”之风盛行，佛教教义进一步普及，神怪传说日益流行。这些都对唐传奇的创作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就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唐传奇作家吸收了《史记》等传记文学的精髓，在以往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故事的情节、鲜活人物的形象、丰富人物的性格，使唐人的小说较之以前有了长足的提高。再加上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影响以及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多种通俗文学形式的引入，唐传奇无论是现实意义或者文学价值都远远超过前朝。
唐传奇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1.初盛唐时期
《古镜记》是现存唐传奇中最早的一篇。故事以时间的顺序将古镜降妖、除怪、显圣、治病等12个独立的灵异故事串联在一起。虽说反映社会变迁和民间疾苦的同时渗透了封建天命的消极思想，但就其结构而言比以往的志怪小说更近了一步。《补总江白猿传》描写欧阳纥率兵救回被白猿抢走的妻子并杀死白猿精，但是其妻不久产下一婴，貌似猿猴、聪慧过人，比起《古镜记》故事更加离奇，情节也更为曲折。后人多认为这篇传奇有影射欧阳询之嫌。这一时期的唐传奇尚在起步阶段，作品数量不多，故事内容有限，艺术水准有待进一步成熟。
2.中唐时期
中唐是唐传奇的鼎盛时期。此时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既有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有神怪题材的浪漫主义作品。在唐传奇中成就比较高的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这些作品通过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形象表达人们对待爱情婚姻的美好愿望和无限向往。如《李娃传》就很具典型性。故事描写妓女李娃挽救身处穷困潦倒中的荥阳公子某生，当其高第得官后为不影响他的仕途忍痛离去。而作为封建家长的荥阳公子为了家族的尊严采取的态度完全不同。某生不济时落井下石，某生富贵时则伪善认子。从中可以看出妓女李娃的善良和荥阳公子的虚伪阴险。李娃与某生历经苦难终获幸福也成为后世“才子佳人”式小说的一种定式。《霍小玉传》则是另一种代表，与《李娃传》相比可能更具现实意义。李益是一个书生，与歌伎霍小玉相爱，但是得官后变心另娶贵姓女子，小玉悲愤而死，死后为鬼报复李氏夫妇。同样是妓女和书生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结局截然相反。可怜身世和短暂幸福后的无尽悲苦使小玉的爱变成恨。化鬼复仇是作者对这种爱情背叛的一种无奈、无力的解决方法，也许将不如意的现实进行浪漫化的处理比坦然直面要好一些。《柳毅传》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它成功塑造了正义凛然又具豪侠之气的书生柳毅，性如烈火敢作敢当的钱塘君，谨慎沉稳的洞庭君和敢于反抗的龙女等形象。整部作品情节曲折且构建巧妙，在浪漫的背景下反映现实生活，解决现实问题。中唐时期的唐传奇还有以反映读书人追求功名，最终不过是水中望月为思想内容的作品，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反映历史题材的作品，如《高力士传》《安禄山事迹》等。
3.晚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虬髯客传》《昆仑奴》等。晚唐文人进一步参与唐传奇的创作，但是创作更倾向志怪猎奇，这使晚唐传奇的现实主义内容有所削弱，总体上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逊于中唐。
（四）话本
话本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伴随着民间说话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说话这种艺术形式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从现存的唐话本来看，例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等，这些话本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语言不够通俗。宋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逐渐壮大，形成了市民阶层。在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等工商业繁华的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满足市民阶层娱乐的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也逐渐向这些城市汇集，并长期集中于固定的场所演出，于是“瓦肆”就此发展起来。说话成为了诸多瓦肆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业人数比任何其他技艺要多。当时有“小说”“讲史”“讲经”“合生或者诨话”四家都属于说话的范围。“小说”又称“银字儿”，专讲短篇故事，题材非常广泛，凡爱情、公案、神怪，以及历史故事等，几乎无所不包；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讲史”是演义历史小说，篇幅比小说话本长，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端，例如：《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玩讽的称“乔合生”。有人认为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说咏，据说与起令随令相似，形式灵活，似乎并无故事情节，近似现代的相声。此外，还有“说诨话”（说逗笑的话）、“商谜”（猜谜）。其中说“小说”的比“讲史”“讲经”的多出一倍以上。
话本的体裁颇具特色，说话艺人在开讲正文之前，为了等候观众，调动观众情绪在正文之前先吟诵诗词讲一些短篇故事，这些诗词、故事与正文意思相关有引出后文的效果，称为“入话”。有时候文中为了故事需要还穿插了骈文和诗词，结尾处也多以诗词总结、劝诫，这些都带有说唱文学的痕迹。说话艺人为了再次吸引观众，有时在结尾处选择精彩情节戛然而止，这些被后来章回小说的分回所采用。话本的语言为了照顾市民阶层的欣赏口味，以白话为主，文白兼顾，穿插诗词。这种多元化的语言不仅提高了作品本身的表现力也造就了“小说史上一大变迁”。话本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崭新阶段，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话本文学的这些特点来看，它基本完成了文学市场化的关键环节。无论从体裁、题材以及表现技巧等方面都是为了观众欣赏而服务的。
（五）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明清小说
明清两代出现的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从作品的数量上看，这一时期长篇和短篇小说都大量涌现，超过了以往历朝历代。从作品的质量上看，也多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和现实意义。其中章回小说是我国长篇古典小说的唯一形式，它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起来，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漫长发展历程。通过前文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章回小说和话本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水浒、三国等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这一过程中说话和戏曲等形式不断地进行补充和丰富，最后由文人加工改编，形成了以人物和故事为核心，故事结构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整的文学形式。它的篇幅比讲史话本长，情节更加曲折，内容更为丰富多彩。《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这一时期章回小说的代表作，《三国演义》被誉为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明代中期，章回小说的发展更加成熟，情节复杂，描写细腻，揭露深刻，内容上逐渐丰富起来，不仅涉及讲史而且引入了更多的题材。这时期的章回小说更加明确地分回列目，回目由单句发展成为参差不齐的双句，最后成为工整的对句。从而使章回小说的特征得到加强。以《西游记》为主要代表作品，和《水浒传》《三国演义》一样，它也是群众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其成书历时七百多年，是中国最著名的神话小说。此后又陆续出现了以描写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如《西汉演义》《北宋志传》《封神演义》等。清代章回小说继续发展，达到了其顶峰——《红楼梦》。《红楼梦》就内容和形式而言都有很强的中国民族特色。这是我国文人独创的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它最大可能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同时刻画了大量的性格复杂、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深刻地诠释了人物与事件交叠时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冲突，揭露现实兼抒**感。结构上更加完整、严密。语言方面，简洁纯净、准确传神、朴素优美，广泛地接受民族传统文化，大量诗词、韵文、戏剧以及中药、养生等元素出现在小说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艺术瑰宝，有百科全书之称。
明清两代的短篇小说也不乏优秀的作品。拟话本小说就是鲜明的代表。话本在明代得到了群众的喜爱和文人的注目。对话本进行编辑、整理，进而出现了模拟话本的写作。拟话本是明代兴起的一种短篇小说的创作形式，其代表作品主要有：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简称《三言》），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三言”不仅保留了话本的特点，篇幅比话本更长，而且作品的主旨更加明确，情节更加曲折，直接影响了当时拟话本小说的创作。清代的《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珍品，它广泛反映现实生活，指出了许多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浪漫与现实的交错中突出鲜明的人物个性，隐讳而深刻地揭露官场、科场、礼教等方面的黑暗。运用离奇的情节、精准的语言，把读者带入幻化的现实，而后发人深省。
晚清由于政治的极端腐败，社会即将进入大变革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兴旺发展，这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可能在千种以上。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是技法，都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以“四大谴责小说”最有代表性，分别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
综上所述，先秦两汉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白话小说逐渐兴盛起来。中国小说的文言、白话交互发展。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明代是白话小说蓬勃发展的时代。明末清初，出现了拟话本。《红楼梦》之后，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来看：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篇小说的单线发展；宋以后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中国古典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根”，在整个小说发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