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读
五四时期，国学曾经被“打倒”过。其主要“罪名”就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与当时迫切需要变革、需要维新、需要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时代局势不相合契。然而，近百年的风雨过去，当我们重新回过头来审视我们祖先的文化遗产，我们发现——尽管在漫长封建时代沉淀起来的厚重国学固然有它保守的一面，但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甬道中蜿蜒跋涉数千年，历经无数分分合合，依然屹立于世界潮流之巅，跟我们国故传统当中本就有之的发展创新思想不无关系。《周易·杂卦》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这个成语既是对我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我们国学体系中发展创新思想的集中凝练。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文化传统的革故鼎新思想与西方社会极端崇尚个性自由的创新精神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推崇的是以“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为基础的综合性的、非线性的和谐创新思想。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鼓励百家争鸣，因着对“殊途同归”（《周易·系辞下》）的信念，我们追求“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荀子·解蔽》），因为我们的先秦诸子都深知一叶障目的危险；我们重视“童子功”的修炼累积，因为只有“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老子》），才可能达成“生生日新”的欣荣格局；众声喧哗之际，我们会坚守自己的主观判断，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下》），正确的道路，往往并不好走。虽然我们也在孜孜以求地探索、建立着规律、规则，但我们确实缺乏契约精神，不甘于被陈规陋习束缚了手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每每成为重大变革推行者的强心针，“兵无常势”“因敌制胜”（《孙子兵法·虚实篇》）也是战争指挥家的定心丸。中国人是谦虚的，一时的发展并不容易让我们得意忘形，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此，“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而弗居”（《老子》）的道家智慧也许值得当今全社会全人类借鉴反思。
在这种具有东方特色的革故鼎新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历史上并不缺乏伟大的政治革新人物，如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张居正、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我们从中精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商鞅和王安石，通过他们的正史传记，希图借一斑以窥全豹，瞻仰一下这些改革家以信立法的铁腕手段，以及“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力排众议、坚定执着的改革勇气与信念，相信对于我们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革新道路，不无裨益。
科技创新方面，我们的“四大发明”、《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都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诚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20世纪50年代曾指出的：“中国思想，其对欧洲贡献之大，实远逾吾人所知。在通盘检讨之后，恐怕欧洲从中国得到的助益，可以与西方人士传入中国的17、18世纪欧洲科技相媲美。”亦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所言：“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在此，我们仅以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的《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的正史传，和由作者宋应星亲自撰写的《天工开物·序》为蓝本，来探讨古代中国科学家身上普遍存在的博学广识、求真务实的优秀品质，和中国科技哲学中尤其强调自然与人协同作用的优秀传统，相信对于当前科技创新中的一系列痼疾顽症，都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革故鼎新思想也被很多文学家吸纳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李斯《谏逐客书》反对驱逐客卿，主张任人唯贤，恰是“和实生物”思想的杰出运用。苏轼《留侯论》在今天看来是一篇很出格的考场作文，因为他公然质疑前代学术权威，勇气可嘉的同时，平素深厚的学养也是成功的奠基石。无独有偶，与苏轼同时代、他的政治对手王安石也在《明妃曲》中公然为众矢之的的宫廷画师毛延寿平反；面对司马光针对新法的种种非议，进行了有条不紊、有理有节的一一驳斥（《答司马谏议书》）。这种敢于突破成见的思想锋芒，直面反对意见的勇气和技巧，正是他“不畏浮云遮望眼”（《登飞来峰》）大刀阔斧力推新政的基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杰出的个人创造力背后，有宋一代整个时代风气为文人学士提供的相对宽松、自由、自信的客观环境，对于整体文化创新繁荣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同理，文化的整体繁荣，即使是在绮靡之末的晚唐，也能催生出像《贫女》一样构思奇巧、寄意深远的作品来。
最后，希望这一专题的内容，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创新之路，都能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