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届全国音乐教育者年会上的讲话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1996年4月19日
成百上千的大、中、小学教师，学生和行政人员参加了这个音乐教育者的盛会。茱莉亚学院和美国音乐教师培训机构的关系并不密切，但我把这个演讲看作接近了解这些机构的绝好机会，也借此把我对美国音乐教育的忧虑分享给大家。
这份演讲稿是根据1994年，我在美国音乐指南发表的一篇题为“音乐檄文”的文章改编的。
我很荣幸和高兴地参加第55届全国音乐教育者两年一度的在职会议。参加这个年会对我来说有种回家的感觉。因为我和父亲曾多年参加年会，并在布置的丰富多彩的某一展厅向学生和老师们介绍波利希巴松管。所以我很高兴再次参加这一盛会。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成就和个人偶像混淆不清的年代。如今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通常以美元收入为衡量标准。好莱坞每周不间断的根据票房收入账表公布新片业绩，宣布哪部影片成功，哪部影片失败。百老汇、甚至林肯中心都用类似的方法来衡量成功。20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社会把艺术成就和金钱收入相提并论，这使二者难解难分。
曾担任过茱莉亚学院院长、林肯中心总裁的美国著名作曲家威廉·舒曼（William Schuman）说他年轻时曾帮助百老汇著名制作人比利·罗斯（Billy Rose）的“七个生动活泼的艺术”做音乐协调工作。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重返舞台的剧作。该过程包括名师科尔·珀特（Cole Porter）的歌曲，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的编舞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创作的音乐序曲。斯特拉文斯基最终把这首乐曲命名为“芭蕾之景”。
斯特拉文斯基创作完这部作品时，罗斯担忧这部作品所需的乐团要远远超过他之前预测的乐池容量。罗斯让舒曼马上和斯特拉文斯基联系商讨削减乐团规模，这样每周支付给乐手的薪酬费用也会相应减少。舒曼当然不情愿和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来商讨这么敏感的问题，除非他相信作曲家会同意修改器乐编制。
为开展这个工作，罗斯给斯特拉文斯基发了以下电报：
您的芭蕾作品将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您同意对器乐编制稍作修改，那将能使作品获得更大的成功。
斯特拉文斯基回电说：
对巨大成功心满意足。
我当然希望日常工作中能常见到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品质。在强化性的教与学过程中，所需要实现的标准消耗着你们每一位严肃认真的音乐工作者。你们在献身于这个职业所花费的时间，把你们和其他人士区分开来。因为那些人也许还在寻找生活的目标。
在莎翁的喜剧《第十二夜》里，马沃利奥（Malvolio）朗读他心上人的来信“别怕伟大，有些人生来就伟大，有些人以成就而伟大，还有些人被伟大强加于身”。所有相信艺术在社会中所起重要作用的人，都应响应号召并付诸行动。我们要集中目标，增强信心，重新打造一个真正培养艺术的环境。我们必须强调艺术对提高生活质量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防止我们作为个人或国家安居于平庸之辈。
音乐界很多人都认为当今美国的音乐萎靡不振。有些人矢口否认它存在严重问题。我听到过业内表演艺术家、经纪人、教师和行政人员的乐观言辞。但有更多的同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美国艺术环境危在旦夕；业内人士亟待成为有效的说服公众和政界领导的倡议者；大家都为维持各艺术团体的生存，如乐团、舞蹈团和戏剧社团、学校、大学音乐艺术系等，精疲力竭，没有任何时间付出“多余”的努力来改善艺术环境。
事实上，美国艺术状况因自身的问题而分立。它排斥并混淆了很多基于文化遗产的基本价值观。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太平盛世促使各类艺术机构扩大演出季和招生，增加预算和期待值。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对美国音乐课程，尤其是中小学音乐教育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然而，过去那种期待值犹然存在。20世纪80年代由债务驱动的经济复苏使艺术机构得以生存，并偶尔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音乐机构繁荣昌盛的价值观和哲学基础日落西山，甚至彻底消失。
出现这一现象有以下几个原因：
● 大都市中心和其他地区的分化愈演愈烈，造成了两极分化的教育系统。城市公立学校由于经费严重不足，犯罪率升高。透过桥梁、公路、水管道和类似城建基础设施的全面退化来看教育基础设施的蜕变，辞退老师，延误维修危楼，尤其是忽略艺术在教学大纲中的重要地位。而与此同时，郊区学校系统由于加强税收基数而得到繁荣景象，未受这些问题的干扰。
● 多元化的成长和其有效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对美国以“欧式重心”为传统的教育体系里“古典”艺术的价值和看法产生了质疑。
● “音乐电视MTV体验”在美国流行文化上的最终统领地位，似乎缩短了整代人的注意力。数百万年轻人被这一媒体产物的无孔不入而左右，无意识的模糊了学校开办艺术课的根本原因。“音乐电视”MTV，并不是瞬时而过的娱乐时尚，与之共存的音频和视频改变了年轻人欣赏音乐的经历，改变了他们对节奏、歌词、旋律和动力的看法。使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古典音乐”无聊而乏力。
我认为暴露美国艺术环境受到侵蚀的唯一事件就是对著名摄影师梅普尔索普（Mapplethorpe）作品的争论。这一事件让艺术在美国社会的作用被无知和蛊惑人心战胜了盛行多时的艺术和教育传统。这一争论也严重损害了国家艺术基金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由于这一事件，参议员杰西·海姆斯和其伙伴在全美强化了“艺术”与不道德、甚至败坏行为直接相连的观点。各地校理事会本来就被财务状况吃紧搞得束手束脚，海姆斯的谣言传入各个社区后，可给了他们一个顺水推舟的好机会，有的放弃艺术课程，有的削减艺术经费。比如，几年前，亚特兰大的一个县，就采取了过激的举动，他们砍掉了所有艺术经费，理由是艺术项目很难符合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价值观”。由于经济和音乐教育机构在预科层次的艺术内部现状每况愈下，还有教学大纲不看好学习“古典音乐”的价值，加之这一问题不会自行消失等因素更是雪上加霜。美国年轻一代将在哪里学习艺术文化传统，尤其是音乐传统呢？
这个困境使越来越多的艺术专业人士励志重整旗鼓，把美国教育系统作为解决国家难题的不可避免的途径。在21世纪到来之际，美国音乐教育到底是什么状况？这个问题的答案证实了美国艺术环境的矛盾。
在大学层次，美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美国通过建立独立的音乐学院（包括公立、私立的音乐院校），各种规模的大学都有的音乐系，成为20世纪末引领高等音乐研究的世界中心。国际上许多学习音乐的学生不断涌入美国各大口岸。对比来讲，只有很少一部分美国学生到欧洲或亚洲进修音乐。
高等音乐教育的领军人物当然引以为豪，而中小学音乐教育状况也不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音乐教育体系大放光彩。无论从学生参与数量和教学质量上都获得了成功。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师从于具有高资质和高度责任心的教师们。各地乐队、乐团、合唱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州立和国立的音乐协会常组织大型会议让成千上万的教师、学生们共聚一堂，盛况足以和美国政党年会相媲美。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演奏了音乐。他们充分体会到了演奏音乐过程中得到的美感、自律性、自我满足和愉悦感。
更重要的是，大都市都开设了许多最好的音乐课程。各少数族裔和家庭条件差的孩子们都有机会与音乐共同成长。大都市著名的校区负责人（纽约的彼得维罗斯基，费城的路易维森）都是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校区发挥了巨大作用，争取到人力和财力的支持。那时美国公立学校没有充满活力的音乐课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音乐课程不仅给学校带来荣誉，改善了整个教育环境，通过高质量教学和学生们的努力，可以取得的成就让校理事会和家长们都引以为豪。
再看看1996年的情况，很多大都市要么从系统里取消了音乐课程的资金，要么把音乐课程取消。造成成百上千的音乐教师失业或退休。
最近一部电影《生命因你而动听》的成功，给当今音乐教育环境的顽固不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应该知道它讲述的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师通过教授音乐成为很多学生的师长。影片结尾，由理查德·德莱弗斯扮演的老师，因削减预算而被迫离职。在他离开学校这天，惊喜地发现他的学生、同事和家人挤满大礼堂，学校乐团即将演奏音乐为他送行。
突然，后门打开，一个身着正装的女性大步走向舞台，她身后跟着一大群人。她正是霍兰老师多年前教过的单簧管演奏员，现在她是俄勒冈州州长。如果这是部希腊戏剧，她将以“解围者”身份出现，推翻非正义，恢复霍兰老师的职务并重新设立音乐课程。
但电影结局与此大相径庭。她只是走上台说了几句无关重要的话，就坐到了乐团单簧管的位置。影片以霍兰老师指挥学校乐团，背景在黑色银幕上播放的演职人员列表中结束。
好莱坞对修改美国总统历史，杰弗逊、肯尼迪和尼克松不加思考，可却对拯救音乐课程难以置信。用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当今的时代，音乐教师们不会死，而是销声匿迹。
你们也都知道全国有不少令人赞叹的中小学音乐课程。但很多30年前数一数二的音乐课程，尤其在大都市里，现在则都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
比如，纽约市以前很好的音乐课程曾培养了无数知名艺术家和音乐教师，但现在完全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类似的情况在全国许多大都市都有发生。
相反，大都市以外的音乐教育环境相对好些。因此人们偶尔会听到“我们这儿一切正常，招生人数增加，我们社区有很好的系列音乐会。纽约、洛杉矶、首都华盛顿则在畸变，一切都会好的放心”。
但在第一线上的领军人物知道并非万事大吉。有的认为只有开展激进的运动才能重振美国音乐教育事业。
这一振兴运动必须有美国私立社会的参与才能成功。犯罪率、财务困境和领导不利等因素困扰着公立社会，使大都市校区的困境普遍而窘迫，他们无法单独抗衡。
这也不仅仅是靠资金来解决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领导问题。目前全国范围内很少有政治家、教育家、行政人员和其他关注此事的个人，为艺术在学校系统的作用提出清晰有效的方案。众所周知，联邦政府支持的国家艺术委员会，在全国音乐教育者年会的积极领导下，制定了从幼儿园到高中12学年制的全国艺术教育标准，这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标准只是蓝图，在此基础上，美国艺术教育领袖们必须建设强有力的架构。
最近，有一系列公私合作的例子对美国音乐教育新纪元的到来寻求支持。纽约市提出了一个新型“艺术进校园”项目，由安妮伯格基金会资助（一千二百万美元，再由个人或集团二对一匹配资助），这样，成百上千的学校都会和乐团、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合作，共同开设课程，培训老师和直接教授学生。
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纽约校区总管瑞迪·克鲁说过想在一千一百所公立学校加强艺术教育，只有三千六百万美元的经费是不够的，他说得对。但是，随着家长看到艺术教育在自己孩子身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他们就会成为艺术教育的倡导者，要求艺术教育成为孩子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况且，教师通过授课而掌握的技巧是具有永久性的。”[1]
除此之外，克林顿总统和全国许多州长以及著名商企高管，近期参加了一个由IBM总裁路易斯·格斯特纳组织的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倡导提高教育各领域的严格标准，并强调学校重视技术教育。
克林顿总统在IBM大会上说道：“我认为这一会议具有历史意义。”他并不是会议组织者，而且言语谨慎，因为教育毕竟属于州政府和当地政府管辖的事情。
“1983年就说过，我们的学校有问题”，克林顿总统指的是当时教育部长泰瑞·贝尔提出的“国家危在旦夕”之词，引起各界对教育病害的广泛关注。
克林顿总统这样说道：“1989年我们说过，应该知道方向和目标。可现在是1996年了，你们说可以是全世界的目标，但除非制定了有意义的标准和衡量标准的系统，否则无法实现目标。”[2]
呼吁全国院校恢复音乐课程，强调高标准和教育质量的倡议会大有益处。
但类似这样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全面支持。有些人觉得这种表演和制作机构与院校挂钩的合作关系是误导。正如电影制作人爱伦·米勒写道：
公立学校的艺术课程要想在孩子们的生活中起到真正的作用，必须定期的提供由经验丰富以及较强技能的专业教师指导的长期培训。
一位好的艺术老师需要经过多年的培训，并不是所有表演者都是好的艺术老师。如果一位外来的艺术家认为凭借艺术性和热情就能对付课堂里的一群孩子，那是很大胆的看法。这一计划并不能保证艺术教育者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而且忽略了培训教师的职责。
尽管该计划讲到“艺术和数学、科学一样，不仅仅是通过接触而学到的，学艺术的一个重要成分是制造艺术”，接触艺术是本计划依赖的基本。该计划太偏重外界表演艺术家不定期的授课。
但因为这个计划填补了空缺而为之争辩是危险的。如此大笔资金的投入会使任何人相信危机已不复存在，对真正的艺术教育立足扎根造成困惑。即使校长们、学区主管和家长都买艺术教育的账，也不会影响学校待资金用尽后再次砍掉艺术课程。
没有人会冒险拒绝安妮伯格基金会的捐赠。但那些被索取匹配资金的人士应该提出有条件的捐赠—制订一个新计划，把聘用和培训艺术教育老师作为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列入纽约学校的年度预算。[3]
振兴预科层次的美国音乐教育体制不会是轻易的。除了否认问题的存在外，还有个麻烦的问题就是丧失了很多合格的音乐教师。从事音乐教育培训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警觉升学和毕业标准。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的演奏和发挥自己的乐器，他也不会成为一个称职的音乐教师。
同样，应该鼓励学习表演专业的年轻音乐家们出去教课，不仅作为专业活动的一部分，也让其他人分享他们的才华。我希望主要开设表演艺术课程的院校，开始把教育学等课程列入教学大纲，这样学生们可以掌握表演艺术家当老师的概念。茱莉亚学院最近开设了类似的课程，受到了师生们的普遍欢迎。
作为艺术和教育社区，我们必须保证在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领域的标准是现实的、严格的，教育机构的存在是为扶植学生的而不是为自身的生存。
尽管无法对音乐表演质量设定统一规范，但我们必须在道义上有自知之明。如果某机构明明知道该学生毕业后没有从事表演艺术的潜力，还是录取他攻读音乐学士学位，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我听过不应该让教师预见未来，录取过程总会有变量，教育项目不应基于就业市场等争论。我对这些争论也很敏感，但我必须回应，一个专业音乐家在面试学生时，一定会知道该学生是否会在表演艺术方面有所造诣，并是否会以此为职业生涯。
我们应该牢记：一位攻读音乐学士学位的学生，要比学习其他文科专业的学生早两三年做出职业和人生选择。尽管在过去的25年里，通过资质鉴定加强了音乐学士的课程，但这个领域还是很狭窄的，主要集中在衍磨表演的卓越性，相对忽视其他课程。提供这类教学课程的机构应评估录取标准，并为申请的每位年轻人提供审慎的指导，使他们理解所做出的职业选择意味着什么。
音乐教育专业近年来也受到攻击，造成如此高殊荣和迫切需要的课程被视为敷衍了事，满足自身而遭到诋毁和丢弃。我同意音乐教育学位应该经受审核和检查。在本科层次，通过加强对定性表演的要求，在硕士层次，多在课堂和合奏上实践，少传授理论课，这样，我认为音乐教育职业会充满活力。
好几个设有音乐教育专业的美国著名机构都在评估目标和教学大纲。我倡议这些机构的领导者和其他人士，在审核过程中，加上对未来的愿景和创意的目光，抛开那个一直是音乐教育界改革绊脚石的防御性姿态。我也希望这些课程强调对高质量表演理解的承诺，而非戏剧化的处理教课技巧。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界打造一个既严格、又现实的教育系统，我们不仅服务于己，也会保证文化遗产后继有人。
说到此，我衷心祝贺大会组织者带头设立艺术标准，并通过各种意义深远的项目丰富音乐世界。
文化界的领军作用是目前业内难得谈到的话题。有理想的音乐家们完全靠近期演奏的四秒钟交响乐片段是否精确，或刚结束的协奏曲是否成功来界定自己。我很少遇见明白自己对社会有使命感的年轻人。
曾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芭芭拉·图曼说：“无能是失败的伴侣，因为失败没有目标；当人们不在乎，视线内没目标的时候，他们不会充分发挥能力。他们会变得懒惰松懈，接受失败。”[4] 尽管图曼博士指的是政治过程，但她的结论可以引用到音乐和文化界。“把公众意识形态从无所谓提高到认真对待严肃的事情，需要全国上下同心协力的努力”[5]。
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个社区的表演艺术机构和当地学校共同创立并协调有益于整个社区的活动。由于社区内类似的教育项目和“相互竞争”的艺术机构之间的嫉妒心理，而造成不断流失的宝贵时间和资源，是令人痛心的。
国家艺术基金的作用也应该进一步向政治家和公众解释清楚。由于政府只拨给极少的资金，其财政能力属于其次，其主要作用是代表美国政府为繁荣美国艺术而做出的努力的象征。
艺术的积极作用可以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这一概念需要重新灌输到美国的国民意识中。而了解和欣赏艺术这一过程，只有通过中、小学，高等教育机构和表演艺术机构的教育项目来实现。
我想以马克·吐温对瓦格纳作品的评论做结束语：“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糟。”
是的，存在于美国音乐和教育界的问题不但重大而且多样性：社区不理解和不支持，政治家对艺术的敌意和公开排斥，音乐教育根基的削弱和努力改变这一切所不断面临的财政困难。
但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毫无乐观的。如今的年轻人才华横溢，自律性强，充满活力令人喜出望外。前辈们指点有方，他们会完成积极的壮举。
这种指点应该靠美国教学和艺术专业人士有智慧、有创意和坚持不懈的倡导来实现—这一倡导不仅出现在危机时刻，还要频繁让政治家看到联合统一的信息。
罗伯特·休斯写到：“美国是一个永不休止的集体幻想作品。”[6]正是这一幻想和能量能帮助我们在美国教育系统内，解决眼前的难题来振兴文化环境，尤其是音乐环境。
[1] New York Times, 15 March 1996, Editorial, “The Arts Go Back to School,”sec.A, P.28.
[2] Peter Applebome, “An Education Conference With a Corporate Agenda,”New York Times, 28 March 1996, sec.B, p.10.
[3] Alan Miller, “A Performer Is Not a Teacher,”New York Times, 16 March 1996, sec.1, p.21.
[4] Barbara W.Tuchman, “A Nation in Decline？”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0 September 1987, p.54-54.
[5] Ibid., p.145.
[6] Herbert Mitgang, “What's to Complain About？Plenty, It Seems,”review of Culture of Complaint, by Robert Hughes, New York Times, 7 April 1993, sec.C,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