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28日
冯·克里本基金会
德克萨斯州福特沃斯
这个演讲是专为冯·克里本基金会成员做的。冯是茱莉亚学院最著名的校友。他的基金会不仅举办四年一次的冯·克里本国际钢琴比赛，和培养随之而来的年轻艺术家，而且还举办克里本音乐会系列，持续的教育项目和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杰出业余人士国际钢琴比赛。
美国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很多公民自然而然地回顾我们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哲学。通过对伊朗-尼加拉瓜事件经常扣人心弦的听证证词，对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罗伯特·伯克具有争议的认证，庆祝美国宪法问世两百周年，每个人都受到激励，重新审视和讨论我们社会的核心信仰。
这些富有启发性的讨论的确令人自豪。美国的宪法被视为一份充满活力的文件，它开创历史先河，建立了独树一帜的政府架构。它在两百多年科学探索，人类过度奢华，价值观发生变化的长河中不断调整、适应和发展。从实际意义上说，我们所知晓的20世纪晚期的文化构成是由不同群体的想法带给社会的意义和实质性的内容编织而成的。
通过政府的工作来提高公民生活质量，是我们在回顾自由和庆祝宪法时常提到的基本想法。美国有很多关于受到法律保护的基本自由之谈。但这些抽象的概念对生活在这个充斥着追逐财富，滥用个人、业务和政府职权关系牟利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令人遗憾的是，1835年艾利克斯·德·托卡维尔眼中的美国人和今天并没什么不同：“美国人是如此实际，如此迷茫，如此爱激动，如此活跃，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思考”[1]。
如果我们认为对历史有理性的理解，对未来做重要、实质性的规划，我们的社会就会繁荣，难道我们每个人不该适当努力了解美国文化从雏形开始，到两百年后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吗？为了这个讲演，我再问一下，在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保证社会更加文明，对人类存在定义上的基本需求更敏感，音乐家起着什么作用？
20世纪末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刺激感官的东西：电视、广播、录像机、MTV、激光唱盘和其他媒体设备。我们周围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难以让我们为音乐文化元素下定义。其实，“我们的文化”这一词很显然是抽象的，尤其看到世界各地都在分享流行和古典传统的现象。当然，所有出过远门的人，都在出租车广播上听到美国的流行曲感到惊讶。我们自己的国家，当然，通过一波一波的移民潮和他们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信仰，已经成长了。这个个体的多样性，能成功融合为一个像欧洲和亚洲那样的文化统一体吗？事实上，由于幅员辽阔和多元化的传统，美国杂碎的文化可能永远也不会形成传统意义上的整体文化。
今年夏天，“文化素养”这个词通过E.D.赫斯的文章大放光彩。简而言之，赫斯的前提是“一个共享的、规范的知识对民主文献来说是必需的。对这个规范的信息，我提议使用‘文化素养’一词。”[2]这个想法并不是新的。杰弗逊假定民主必须由“共同的读者”填充，也就是说，了解社会基本事实的读者，而这些事实都是个人储存的知识。其实，“当杰弗逊说他喜欢没有政府的报纸胜过于没有报纸的政府这句话时，一定是假设了这类人的真实存在。”[3]
赫斯关于文化素养新出版的书包括一个附录，题为：“美国人了解什么文学作品：一个初步名单。”名单上包括上百个名字，日期和词汇标明“有文化的美国人分享知识的性格和范围”。列入名单的有爱因斯坦、尤里斯·格兰特将军、沃特·迪士尼、马塔哈利还有作家诺曼·梅勒，还有西方艺术音乐的伟大作曲家：莫扎特、贝多芬、海顿、肖邦和威尔第。
我们不需要赫斯的书来告诫我们严肃音乐会是我们文化织物的一部分（流行音乐和表演者也在名单上，包括猫王艾维斯）。但是否大部分公民开始理解或对古典音乐传统大师的作品感兴趣？美国是否存在通过文化传统来支持音乐的高尚艺术所适合的环境？或许这种音乐只会感动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古典音乐对国家和社会性格的形成是否有作用？或今天的音乐只是表示我们与欧洲祖先遗留代表的一丝痕迹？难道我们有太多音乐家了？
这并不是说我对这些重大的问题都有答案。但是探索这些事情，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音乐家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们是保持我们的文化充满活力，我们的社会文明化和人性化的推动者和原创力。
昨天《纽约时报》文化娱乐版头条文章（1987年9月27日）刊登了爱德华·罗斯坦的文章，他挑衅性地阐述了钢琴在当今社会的地位。通过审视钢琴在当今社会的地位，罗斯坦也触及到了几个直接与音乐作为美国文化一部分的问题。
罗斯坦写道：“钢琴一直占据我们音乐生活的中心位置，从19世纪欧洲的工业、文化和习惯，以及其他主导严肃音乐的文化一起衍生发展……但如今钢琴在美国经历着转变，甚至有危机感。它不再是家庭生活的音乐中心了，钢琴课也不是人人必学了。钢琴的销售量从1978年的二十八万二千台下降到1986年的十六万七千台……而与此同时电子钢琴的销售量却与日俱增。[4]
罗斯坦继续在文章中表述钢琴曾主导我们的音乐生活，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如今它的作用已大大削弱。目前的钢琴传统“仍然集中在与其成熟时期的作品，毫不厌倦的重复和聆听的作品……当代作品仿佛与钢琴的主流生活无缘。”[5]更重要的是，钢琴在19世纪巅峰时期“如此谐振，它成为欧洲音乐文化的中心声音”[6]。
正是由于钢琴在19世纪欧洲所起的主导文化作用，才确定了我们今天对古典音乐的看法。而这一文化景观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引发人们问道：严肃音乐在美国人心灵的地位。罗斯坦继续写道“这些乐器（电子键盘乐器）为流行文化提供了以前钢琴提供的社会效益：一种归属的认证，一个进入首选圈的手段，以及和同类人分享乐趣的来源。但当代流行文化对技巧和识谱的要求远远不及古典传统的要求严格。”[7]
作者以悲观的态度预测钢琴的未来来结束此文。但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不仅仅是对钢琴的判断。“钢琴曾一度关注精神和物质诉求之间的关系，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关系，世俗的和神灵之间的关系。这个乐器真正代表超越文化的概念。”[8]
在关注传统乐器和现代文化问题上不仅是罗斯坦一人。在达特茅斯大学负责电子音乐工作室的约翰·爱波顿最近说：“今天的年轻人更多以玩乐和发明看待音乐。音乐上的技术革命已使对发掘天才的工作毫无意义……我们有义务告诫大家他们生活的社会，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过去。”[9]
即使在音乐圈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对年青一代的智力成长也不大乐观。大学理事会研究部主任，罗伯特·喀麦隆关于口语考试的评论近期被引用，他说：“我深信很难突破口头表达能力的大转折。流行文化和人们交流的方式降低了改善这点的迫切性。”[10]
对学习时事政治的学生来说，以世界末日的观点来看一些情况是正常而且健康的。不管怎样，这是可以引人注意的有效办法。最近半个世纪，音乐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想继续有充满活力的音乐力量，那我们必须仔细准备评估现状，以期坚信的文化艺术形式能开花结果并向未来发展。
回到我之前的问题：是否音乐家过剩？答案：绝非如此。然而，今天有很多人演奏乐器并计划以此为生。我很爱引用茱莉亚学院管弦乐研究部主任奥拓-文纳·穆勒的话，他在本学年第一次交响乐团排练后说：“茱莉亚学院是个音乐学院，不是乐器学院。”两者的区别有明显和重要的原因。数字或声乐效率不会产生音乐家。这一演奏能力必须与阐释我们音乐遗产伟大思想的知识头脑相连。
美国太多高等院校在培训乐器演奏家，而不是音乐家。这些毕业生离开学校时带着与真正音乐家一样的职业期待。结果是艺术标准混淆充斥市场，使很多有成就的音乐家懊恼。
1984—1985学年，国家音乐学院联盟报告说，美国高等院校至少有六万五千名音乐专业的学生。大约一万两千多学生同期毕业。报告并没有进一步提高统计数字，但很显然这些毕业生不可能全部都能找到工作，尽管一大部分人都从事教学工作。
任何新的提升国际音乐教育的努力必须由真正的音乐家来担当，而不是乐器演奏者。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看到美国做古典音乐演出的市场宣传大革命。回顾起来，我会把此努力和世界末日场景来比较，1987年福特汽车公司花费了成百上千万美元为销售T型汽车做市场宣传。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是看到各种音乐机构通过新订阅方式，试图对同一种产品重新包装销售，手册更豪华，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并列，宣传“两栖艺术家”即有吸引古典音乐爱好者，又让爵士、流行乐或摇滚乐迷着迷的艺术家。最令人困惑的是，这些宣传手法完全是出于财政理由。是呀，如果门票都销售光了，谁还管音乐会是如何制作的呢？
没有比大都会歌剧院更清楚承诺“流行标准剧目”的机构了，他们特别强调注重实验。大都会总管，布鲁斯·克莱夫公开表示，大都会的未来基本和博物馆功能一样。“给歌剧院捐款的人不喜欢现代作品。对此类作品公众很反感”[11]。
出色的教育机构必须开始解决严肃音乐教育公众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国家，最近我们都为下一代的教育质量而担忧，有人认为我们是个“濒危国家”。在学校改进教育人类学的任何努力都必须包括学习过去和现代作品的音乐课。如果我们相信约翰森·米勒所说，艺术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精神，挑战思维的话，这门音乐课会改进，并通过高质量音乐家的出现而繁荣。
永远不会有音乐家过剩的现象，因为这个词和社会作用只能由宝贵的少数人来完成。音乐家不仅仅是娱乐家，尽管他们也会逗人开心，提高人的精神生活品质；但他们不代表社会边缘分子，尽管他们不直接参与政治；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技师或简单的从业人员，而是担负社会责任的个人，他们的作用是把严肃音乐的最佳质量带给一个急需文明与和平的文化，以及这一杰出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超越性。
[1] Robert Kanigel, “Where Great Books Are the Teachers,”New York Times, 21 September 1986 sec.6, p.112.
[2] E.D.Hirsch, Jr.“Cultural Literacy,”The American Scholar, vol.52, no.2 (Spring 1983): 165.
[3] Ibid.
[4] Edward Rothstein, “For the Piano, Chords of Change,”New York Times, 27 September 1987, sec.2, p.1.
[5] Ibid.
[6] Ibid., pp.1, 28.
[7] Ibid., p.28.
[8] Ibid.
[9] Jon Appleton, “The Computerization of Music,”Dartmouth Alumni Magazine, vol.80, no.1 (September 1987): 27.
[10] Edward B.Fiske, “New Test Scores: Educators’Puzzle,”New York Times, 24 September 1987, sec.A, p.14.
[11] John Rockwell, “In the Wings, ‘Crawford's Met’,”New York Times, 20 September 1987, sec.2,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