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图书出版业中，出版品种最多、印刷数量最大、发行码洋最高、利润最丰厚者，就是中小学教辅图书。在世界出版业中称得上独特，也是绝对的中国特色。全国有超过500家出版社涉足教辅图书的出版发行，而全国出版社总数是560多家。[1]据统计，全国每年中小学教辅图书码洋达到数百亿元，类别超过10万种。[2]
对于形形色色的教辅图书，人们褒贬不一：
“我不赞成‘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观点，但教辅的存在，有这个市场，自有其存在的理由。”[3]
“如果不能说，教师需要教辅就说明有不会教或教不好的老师（其实这一点在某些教师身上是存在的），至少可以说，学生需要教辅，肯定有不会读或读不好的学生；对家长而言，不会辅导孩子的家长则大有人在。让教辅来帮助教师教学，帮助学生学习，帮助家长辅导孩子，又有何不可呢？”[4]
“教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所见的，所练的，都是别人预设好的过程，很容易使我们形成思维定势，造成经验错误。”[5]
一、众矢之的
2005年12月8日《北京青年报》刊载了《谁在教辅市场浑水摸鱼？》一文，这是目前所见到有关教研室经济问题的较早且较为详细的报道。报道称：
“河南省纪检和检察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现，河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和基础教研室部分干部在辅助教材等发行过程中，存在贪污受贿、私设小金库等问题。目前已有6人被移送检查机关，其中包括一名副厅级巡视员和3名处级干部。”当年4月，在专案组对基础教研室的财会账表突击搜查中，发现了秘密隐藏的‘小金库’账册。对账册审核发现，1998年以来，该室截留的辅助教材稿费（这些稿费本应发给编写教材的基层教师）高达3000多万元。这些钱被随意开支、挥霍。报销凭证中，万元以上的洗浴卡、饭店及娱乐场所的发票、旅行社的发票等无奇不有，甚至在国外超市购买服装、生活用品的购物小票，也被折算成人民币报销。”
尽管教育领域的腐败早已不是新闻，就“证据确凿”的教研室丑闻，这则报道还是比较早、披露细节较为翔实的。
2006年11月2日，《南方周末》发表署名金新（特级教师）的文章，“公权私用乃应试教育泛滥到中考的元凶”，对某教辅做了严厉批评。该文提到，某市2006年各类高中招生考试之语文试卷的文言阅读选用的是《名臣狄仁杰》，而这一语段曾经出现在《九年级语文读本》中，该书系负责出中考语文卷的教研员所编。“此‘读本’的每一段语段前均有‘阅读提示’。……看过的学生，只要智力正常，参加中考答题，不是得心应手，就是驾轻就熟。”“时下许多地方的中考属自由命题，由教育局教研室负责，于是那些以教育局教研室的名义，并在封面上赫然打上‘师生共享’、‘体现中考发展’、‘突出实际运用’等客观上具有**暗示性质字样的书，每年就成了学生的抢手货。”“书是个人写的，稿费是个人拿的，却以教育行政部门的名义来造势，以牟取利益更大化。这是否属于公权私用？”“他们做出的解释竟然是：‘现在还没有哪一种法律禁止教研员出书！”“教育领域利用命题方便公权私用的情况应该不是个别省市的事。”
《北京青年报》2006年12月2日，发表题为《黑心教辅书一周出一本》文章。“‘精华’、‘大全’、‘名师’、‘名校’……这些**人的字眼总能让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在某网站的论坛中，一篇题为《当一个负责任的教辅书编辑，我都快哭死了》的帖子，引起了众多出版社教辅书编辑的热烈回应，纷纷跟帖曝光劣质教辅书出版黑幕”。“浙江某所省一级重点中学的高三教师蒋明明（化名）曾参与了不少教辅书的编撰工作。他说，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教辅书，都会挂上顶尖名师的名字，但挂名师名字的书太多了，名师怎么可能都亲自编写呢？蒋明明告诉记者，做这部教辅书的出版社或图书公司和这些名师都会签订协议，名师只要同意挂名，就能收到一定的挂名费。”“‘最糟糕的是，有些书商根本就是随便找了几个人来编写，最后编撰者的名字全是杜撰出来的。’浙江一位做教辅书非常成功的民营书商马先生对记者直言。”
“网友‘彼岸是金’曝光说，‘上午领导让一个同事换一本书的题，说只要全书换10道题左右就可以了，不然编校部门不愿意，出片的也不愿意。’在教辅书市场上，内容的大同小异太普遍了。很多学生在做练习题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这本做过的题，在那本里又出现了。”“第一次出，还会创作一些原创的题目，等到第二年，基本就不会再有什么新东西了，稍微地改头换面一下就行了。”“有业内人士笑言，在这一行，粘贴、复制的水平要很高。凡是市面上出现一本质量不错的教辅书，很多书商就会把它‘拿来’，重新包装成自己的书。”
“浙江新闻出版局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要分辨正版教辅书的优劣，比判别盗版书更难。”
上述几例，不过是冰山一角。却也清清楚楚地表明，教辅已经与各种各样的腐败结结实实捆绑在了一起。教研室有权力编写教参，教研员有能力编写教参，而且，曾经并且仍然在继续编写着形形色色的教参。对于以上种种，实在难脱干系。
二、“剪不断，理还乱”
对于教辅图书如今的乱象，教研室及教研员们到底又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追究下去，发现就如基础教育领域的许多问题一样，很难做出简单清晰的判断。
下面，是对北京市某区一位资深教研员（GZ，2008）的访谈。
我：有一个问题，您别介意啊，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前期，海淀区的卷子和教辅之类非常有名，不光是在北京，外地也都来，好像可以花钱买。这个事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GZ：这个事情特别简单，从1972年开始，海淀（区教研室）就在重庆出版社出了一套教学辅导用书。
我：正式出版的吗，还是内部资料？
GZ：正式出版，1972年，而这样的书全国当时没有。
我：那里面内容是什么呀，全是题吧？
GZ：除了题，还有对知识的认识。这知识为什么要这么用，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都有，这个东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后来的知识删减、教材的变更，然后做一些全新的解释。
我：这个书发行量很大喽？
GZ：很大，重庆出版社就是因为这套书，在重庆盖了一个最高的大楼。当时就是这套书，一年可以盈利一个亿。这是一个历史原因，还有一个历史原因呢，就是当时是全国统一高考，而海淀区教研室有这么一批老师，潜心地研究知识，研究教学，当然也研究高考，形成了一个团队。
我：那这个书的署名是海淀区教研室吗？
GZ：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在进修学校之内。
我：那后来这个钱是都归了教研室吗？那教委也不干呀！
GZ：教委收一部分稿费，好比说100块钱稿费，教委收10%。
我：这样的，那海淀区教研室就曾经很有钱啦！
GZ：也谈不上，因为有作者的钱啊，抽了10%后基本不留，都发给作者了。
我：除了教研员，作者也包括一些中小学教师是吗？
GZ：对，中小学教师。海淀教师进修学校曾经有一座六层楼，现在已经拆了。当初用到的所有资金，都是写书赚来的。
我：后来是不是不让出了？
GZ：也不是不让出了。因为后来高考有部分省市独立出题了，这是个主要原因，这样就没有共性标准了，如果还存在着共性，这事儿会持续下去。
我：分省的考试也只是在高中段啊。
GZ：初中中考呢，因为它当时对知识的认识解读还是比较准的，它提供的看法既是共性的也有个性的，比较适合不同的学生学习，而且全国其他地方没有人做这个事情，所以它也能持续。可是各省的中考是独立的，如果高考这边全国持续统一考试，我相信还会持续到现在。这是个历史原因。
我：那么这样正式的出版物是合理合法的，没什么好说的。
GZ：对，从来没有违规的。
我：那卖卷子呢？比如××中学或××中学的卷子，在外地都很有名啊。
GZ：卖卷子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它也谈不上是违规。
我：那为什么不到学校去买，要跑到海淀区来买呢？海淀区收集的全？一买好多套？
GZ：海淀的卷子啊，好比说数学，海淀的考生假定说有1万人，可是它每次印卷子呢，按照传承下来的习惯，这卷子可能印两万份，全国各地的上这儿来订卷子，然后它把这卷子分发出去。
我：那比如说我要买××中学的卷子，也许我不和你海淀打交道了，我直接到学校去。
GZ：以前都没有，那都是后来，1994年前后吧。因为那时候重点校，也不能形成一个集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不是特别突出。后来，教委重点投资重点校，逐渐地形成集团，当这个集团态势出现了，个性化的东西也就出来了，认为我可以独立出卷子了，可以拿我的这个去挣钱了。
我：您知不知道他们的这个核心机密，这个卷子能卖多少钱啊？
GZ：这个我可不知道，因为我没参与这个事。
我：我就一直很好奇，那像那种区里面模拟的卷子一份能卖多少钱呢？
GZ：一份的话，海淀也就五块钱吧，没多少钱。
我：现在人家不买啦，人家买黄冈的啊什么的，是不是？
GZ：因为这里面啊，怎么说呢，很多说不清的因素，黄冈呢就是因为数学竞赛，全国的数学竞赛得奖了，再一炒作。海淀从90年代中期之后，再没有出过什么书，没出书的原因呢，海淀的认识是这样的，认为这件事我已经走在全国前面了，这套书我有了，这个问题我不再做了。到现在为止，以海淀区的名义出的书，主要是我们的配套练习。
我：配套练习还出吗？
GZ：出，我们区自己还用啊。
我：就是列在那个一费制里面？
GZ：对。那就是我们的配套练习。
我：北京市好像没出。
GZ：没有。北京市原来是和北京的出版社合作，出专门的练习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那样。
我：后来没有了。
GZ：对，没有的原因就是教材不一样了，它这个反正有历史原因。
我：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GZ：所以说每次出现一种新的现象，都是因为比如说政策的变化。
我：您知道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呀，就是后来老在说这个教育参考资料太多，学生负担很重，家长负担很重，然后就是类似像教研室啊什么的都不让出了，不让出了以后现在又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些正规机构不编了，它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机构来编，编的反而不好，重复很多，错漏也很多，质量水平也不够。觉着这个事也是，原来是没有想到的。
GZ：因为这个事情它有有利的一面必然也有有弊的一面，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可能是都好。
我：那您印象中原来海淀编的这个是叫练习册对吧，除了海淀用，别人是不是也可以用？
GZ：可以。
我：后来不让了。
GZ：也不是不让了，就是因为海淀进入新课标了，用了新课标的书了，它就不能用这个统一教材了。那套书由北师大出版社一直出到2002年。
我：对，北师大出版社，还是给师大出版社赚钱的嘞。那其他区当时不编吗？
GZ：三个区县同时编的，就是北师大出版社当时同时找了三个区县，西城、东城、海淀，然后西城东城的书在北京市卖，海淀的书全国卖，发展到最后因为太多了，它不能把书全印完了发过去，卖清样。
我：就跟人教社的那个什么一样。那么后来海淀区换了新教材了，东城西城它们那个书还继续卖吗？
GZ：那我们就不关心这事儿啦，我们就脱开这个啦。
我：是不是有命令，不许印，没有吗？
GZ：没有这事。
我：但是有很多批评，有很多抨击。
GZ：当时说这个事有个什么原因啊，就是各区县有个大白本，不是正式出版物，所有的练习册都不是正式出版物，要求各学校自己订，后来就发文，说这种是违规的练习册，违规出版物必须杜绝。
我：大白本是什么呀？
GZ：就是所谓内部印刷品啊，区里面印的，各区都有。
我：那咱们不算。
GZ：咱们不算啊，咱们一直是正式出版物。海淀后来和中国书店出版社联合在一起，就出了后来的练习册，新课标之后一直就是那个。
我：那现在这个量还很大吗？
GZ：还行吧，因为只有海淀用嘛。
我：外地也可以用啊，只要它和你们用一样的教科书它就可以用。
GZ：对，也可以用。
我：今天终于说明白了，我之前听了很多个版本啊，都不一样的。有的年轻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没编过，他可能不知道以前编过。
就此，似乎可以说，教辅的滥觞，教研室难脱干系，可是，如果让教研室承担滥编滥发教辅的全部责任，恐怕又会造成新一桩“冤假错案”。
针对教辅市场的混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严格规范各级教研室编写教辅图书的行为。以成都市某区为例，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全部免费。与教科书配套的各种练习册、参考资料等，则由各区教研室负责编写和发行一套。据了解，这种情况在全国有相当的代表性。不过，即使现在基本只是“仅编一套”，仍然有许多教研员们会以个人名义甚至匿名方式参与“编外”教辅的编纂。说到底，既然有市场，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人来编写，何况利润丰厚。现在，教辅图书的最大获利者，早已不是教研室，甚至不是制度内的任何教育部门。据称，一些民间公司在教辅图书的编写出版上的产业链相当完善，许多人藉此不仅脱贫致富，而且跻身千万甚至亿万富豪之列。
教研室退出教辅图书作者的行列，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似乎并不容易做出结论。
那么，教辅与学生负担又干系如何？一位教研员（LT，2010）如是说：
“教辅的主要内容是各种习题、教学目标——按照教科书各章各单元的情况、学习指导——如思路指导，这个题怎么理解，这个知识点怎么理解，它跟别的知识点有什么区别。教辅每年都需要修订，改动20%～30%的内容，依据主要是中考、高考学生对这些题目的使用情况。”
如果说是各种教辅增加了学生负担，可能不太准确，至少听听不同的声音。
“李豫是广渠门中学英语老师，一直关注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目前虽已退休，但仍然给一些学生辅导功课。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个问题，之所以提了多年而未能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方面的原因从过去到现在似乎从未提过，那就是教材的内容日益加多、加深或是做一些不合理的变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很难理解的怪圈。’李豫说，‘教材的编写者似乎认为，所有的孩子每隔几年智商就要提高百分之几十，可以学越来越多的东西。’
李豫指出，教材内容增多、加深在英语科目体现最为明显。‘以去年秋季开学刚开始进行高一新课改的英语科目为例，’李豫说，‘新教材高一英语上学期两册书共10单元，生词625个（包括重点词汇、短语及所谓只认识不掌握的）。此前用的是一套，即2003年版高一上共一册12个单元，488个词语。新教材比老教材相比词汇量增加137个，增加幅度达30%。’”“新教材不仅词汇量大幅增加，内容的难度和广度也增加不少。”“李豫指出，教材中的内容难到学生甚至无法用中文完成，更谈不上用英文分组讨论了。比如教材阅读理解中让学生完成小组讨论‘像琥珀屋或圆明园这样的失去的文化遗产是否值得重建？’”
“教材内容为何越编越难呢？一位从事过教材编写的业内人士透露说，每一次实行新教改，教材内容都要重新编写一遍，但教材的编写者并不是一线的教师，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掌握的教育教学理论，认为教材应当按照他们理解的‘教学大纲要求’去创新，于是教材内容是面目一新了，但却忽略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认知能力是否能适应他们的创新。”[6]
其实，教辅也罢，教科书也罢，都难以独自承担起加重学生负担这样的“罪名”。还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教育问题是无法离开社会和历史背景来考量的。
记得2007年5月，我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美丽风光，便先遭遇了一道熟悉的风景线：满街的家教辅导、补习班广告扑面而来，书店里“汗牛充栋”的教辅图书琳琅满目。除了用来吸引家长和学生的遣词略有差别，几无二致。
三、悲喜创收
某市教研室调整，主要领导换届在即。因为曾经连任，各种创收积累颇丰，其时正值购置商品房大潮，于是准备按照教研室成员工作年限和业绩，将其中部分加以分配。然而报告打上去后却未被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事情已经过去若干年，至今，当时与闻其事的教研员仍然耿耿于怀：这些钱主要是教研室创收所得，最后全部充公了，有失公平。
教辅是教研室创收的渠道之一，教研员们对此并不讳言：
“不许乱编教辅，在2000年前后风声特别紧。所谓乱编，就是没有书号，印白本。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辅全部由政府买单，每科限定一本，对内容、篇幅等方面都有控制。具体的，各个区都会自己编一套教辅，主要是为了符合自己学生的情况，实现教学自监控，当然，也有经济的利益在里面，但经济利益是次要的，如果不管，更乱。”（LT，2010）
那么，这种创收对于教研员们利益究竟有多少？这位教研员回答了我的疑问。
我：教研员的收入比普通教师如何？
LT：前些年普遍好些。现在吗，一般来说，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属于中等。也就是说，比起条件好的学校的教师，要低，但比一些条件一般或者较差的学校的教师，要高。
我：这个中等包括了教研室创收所得的分配吗？
LT：当然包括。
我：如果教研室彻底放弃创收行为，只靠上级下拨的经费发工资，可能会怎么样？
这位负责人用观察白痴的眼光看看我；“很简单，我们立刻散伙，”说得云淡风轻。
“单位作为单位人安身立命的场所，一度也是唯一的场所，单位行为免不了为教职工谋福利的目的。人不能拽住自己的头发脱离于地球之外——人是在比较中生存的，别的单位都在为自己的职工谋利，教育单位不可能也不必免俗。这样的谋利行为合法化后，单位成员的安全感提升、相对剥夺感降低，单位使命感油然而生。”[7]不错，同在教育领域，要求教研员们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国家经费支持的工资，在今天很不现实。
与许多同行一样，我一直认为“教育产业化”是一个比较恶劣的提法，在这个提法的掩护下，各种本来至少还遮遮掩掩的背离教育精神的行为变得有恃无恐，更糟糕的是，催生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敛财“法门”。教研室和中小学一样，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靠拨款维持工资的起码水平没有问题，但要吸引优秀人才，维持队伍稳定却是无从谈起。中小学依靠各种创收吸引优秀人才、维持教师队伍的稳定早已经不是秘密，同理，教研室不可能独守清高。按照目前基础教育的整体投入，至少在相当时期内，收取费用的教育服务仍然会存在。杜绝“教育产业化”大旗下的种种不正当行为，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大幅度增加投入，这种期望在近20年围绕4%的喧嚣中早已令人们几乎放弃，那么另外的选择就是，建立合理合法且强有力的有偿教育服务制度，所谓管起来。许多中小学生家长已经从自己子女苦不堪言的“补课”经历中感悟到，既然纯粹商业性的各种补习学校可以大行其道，为什么不可以让学校适当介入类似业务？这样至少可以规范些吧。
许多教研员表示，教研室是隶属教育行政部门的，前述河南省教研室的腐败，其实局限于比较小的范围。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大肆挥霍教辅所得的并不是一般的教研员。
如同要不要编写教辅资料一样，关于创收的明智做法，恐怕也在于制度的健全和管理。
四、“柳暗花明”
如果说教研室逐渐退出或者淡出教辅编写队伍的确令教研室蒙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损失，另外一个新情况却又使得情况柳暗花明，这就是近十年来的教科书多样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全中国中小学基本都是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这种不同地区使用同一教科书的状况早就为人所诟病，1986年，成立了《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意在鼓励教科书多样化。1993年，教育部曾经组织编写八套半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此外，某些科目也尝试将部分内容留给地方，由各地自行编写教科书，如地理课程中有关乡土地理部分。但就总体而言，所谓多样化在很长时期内极为有限。21世纪初的课程改革，第一次大规模地实现了教科书多样化。教育部规定，参与课程改革的地区必须采用两种以上的教科书，同时以行政力量大力推动教科书多样化，当然也由于教科书丰厚的利润回报，在政策鼓励之下，各地都积极地投入了教科书编写。
集中了大批优秀教师的教研室，自然成为教科书编写最具资格者之一。据了解，目前参与教科书编写的主要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教研室，在全国范围，应该不在10家以下。县（区）级教研室即使参与，多半也是以教研员个体的形式。
教科书多样化，以竞争来促进其质量的提高和改善，确属善举。只是由于操作略嫌仓促，事前准备不足，制度更欠完善，难免出现各种乱象。比如说，面对教科书的多样化，却没有合理配置相应的教科书选择和决定制度。目前，这个权力掌握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手中。毫不奇怪，围绕着教科书市场迅速形成了灰色地带，其间暗流涌动，滋生着新形式的龌龊和腐败。2007年暑期，我在南方某省函授。一位教师十分苦恼地告诉我，在她任教的生物学科，连续三年，每年更换一次教科书版本：
“当然，不同版本各有千秋，可是这样频繁地更换，对于教师的压力太大了。刚刚教了一轮，摸到点门道，又换了其他版本，还要重新熟悉，哪里有精力多琢磨教学。说到底，吃亏的还是学生。”
教科书多样化路途漫漫，教研室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一个新的问题。
不论是之前的教辅，还是现在的教科书，无非与教研室的收入相关，却又始终没有给出名正言顺的说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全社会、各行业理直气壮追求富裕的今天，显然这是一个应该正视并且予以解决的问题。教研室需要创收吗？如果不需要，依靠什么来吸引优秀教师？通过什么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研室能够创收吗？如果可以，应该遵守哪些规范和章程？藉此，也许教研室终将摆脱如上所说的种种纠结。
[1] 姜涛.新课程教辅图书的开发[J].大学出版，2005（2）.
[2] 刘秀兰.对提高教辅图书质量的几点认识[J].大学出版，2007（2）.
[3] 何宗焕.编后记：教辅可以有灵魂吗？[J].湖南教育，2006（3）.
[4] 王冰，张爱玲.教辅图书，几家欢喜几家愁——北京地区中小学教辅图书状况的调查[J].中国编辑，2005（1）.
[5] 何娇.北京市高一学生使用数学教辅图书现状的调查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6：1.
[6]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教材是罪魁祸首？[N].北京青年报，2008-09-23（D1）.
[7] 王晋.一个称作单位的学校[D].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