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统治高等教育？众学术群体如何清晰地表达它们的利益？工作和信念的分裂力量是否为（学术）权威的整合形式所平衡？
——伯顿·克拉克
大学内部存在着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双重机构，首先我们需要承认：学术和行政是不同的、二者是有张力的，是存在冲突的。冲突反映在方方面面：大学的“学者”和“管理者”权力来源不同；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不同；价值追求与文化取向不同。这些差异最终集中表现在：“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张力；“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价值”与“效率”的张力。
一、“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张力
大学内部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冲突表现在多个方面，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的杜瑛等老师撰文“大学内部权力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视角”全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第一，权力的来源与运行方式的不同。行政权力主要来源于组织的委派或任命，拥有非常缜密的科层制的行政组织系统，突出照章办事和等级服从的规则，其运作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主要通过法律、政策、指示、指令、决议等自上而下服从遵守的方式实现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从行政的角度看，组织必须有权力层级，必须有规章和程序以及组织中人们必须遵循的工作绩效标准，而那种仅仅由共同的价值和和谐的学院文化来规范学者的行为，大学是无法运转的。
学术人员的权力来源于基于知识独占的学术权威和学术影响力。学术权力主要依靠学者自身的知识优势和学术影响力对客体产生影响，运行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高等学校权力的作用范围看，学术权力越是在基层其影响力越大；而行政权力则相反，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学术权力遵循学院原则，在学院中，行使权威的主要基础是专门知识，学术人员主要依靠学术好奇与兴趣、社会责任和专业素养而非行政命令，从事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工作，其学术工作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责任心和学术自律。这一高度个人化的原则与由上级控制和协调的组织原则——行政权威的原则显然是冲突的。学术人员虽然有学衔、职称等地位的分化，但相互之间没有特别严格的等级关系，他们能够一起平等地讨论问题，自由发表意见。学术人员认为在学术共同体中，人们只服从理性原则，任何结论必须经得起逻辑的推理，只能靠说理来征服别人。[1]
第二，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冲突。行政人员忠诚自己的组织——大学；学术人员忠诚自己的学科——专业。
大学教师和行政人员不同的生存环境经常带来彼此之间的误解与冲突。自由、平等和学者个体之间松散的联系是学者们理想的工作环境，并已经内化为学者的文化追求。对大学行政人员而言，组织纪律、组织内相互的依赖支持、组织成员间紧密的联系、上下级层次分明的关系和可定量的行政评价是他们所处的基本生存环境。教师的职业生涯轨迹是一个学科内的发展，他们可以不断从一所大学跳至另一所大学，对学术的忠诚却痴心不改。这决定了大学教师首先忠诚于所属学科与学术共同体，其次才忠诚于受聘的大学组织；因此大学教师的工作常常是离群索居，与同事相疏远。他们不必去理解管理者的世界，对其抱着不以为然甚至对立的态度。行政人员的职业生涯发展不在于学科，而在于管理，更加依附于大学，更忠诚于自己的组织——大学。他们获得岗位的必要条件是在前一个岗位上的政绩，即履行岗位职责的绩效。他们的权力利益更直接地与大学的行政层级和岗位相连。这两种不同的生存环境经常会带来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的误解，而误解又会激化冲突。[2]
第三，行为习惯与行为准则上的差异。这种不同的文化分别在各自行为习惯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行为习惯的差异也彰显在权力的运行和实施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他们之间的误解和冲突。
学者追求真理的训练造成更加具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质，怀疑一切，不善妥协，视批判与质疑为己任，时时挑战权威和制度；行政管理人员更注重实效，注重近期组织目标的实现，尊重上级领导，遵守制度规章，善于领会组织意图，善于把个人的意愿融于组织的行为之中，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他们善于人际交往，善于在人群中工作，不能理解学者的寂寞与孤独。正是由于行为习惯的差异，在现实中，教师批评管理者独断专行，从来不就学术工作向他们进行咨询，而管理者则认为教师不适于参与组织的决策过程。
行政人员是大学科层制结构的基础，行政管理人员是为大学这一组织实体服务的。他们认为，大学作为社会组织要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要服务社会。行政人员工作的焦点是大学的组织利益和大学的公共责任，保证大学自身发展和公共责任的实现是行政人员的基本价值。大学管理人员最为关注的是效率，倾向于以建立相对统一、清晰的组织目标，严格的等级，规范、有序的程序和有效的责任机制，降低组织的运作成本，并最大程度实现预期的目标。然而，学术人员群体则对此往往不以为然，他们崇尚活动的自由，管理的松散，能够相对自主地确定学术发展目标甚至安排个人的生活。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学，这种冲突越频繁和严重。相反，那些行政力量主导一切以至很难形成这一冲突现象的大学，往往是一些一般层次的院校。[3]
总之，不同权力主体间价值观、权力运行与施加的规范及行为习惯等文化的差异带来的冲突是大学校园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如何缩小两个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让他们意识到共同的组织利益，这并非一件易事。主要的障碍还是在于两个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的文化隔阂。解决的有效办法就是协调和沟通。一旦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冲突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二、“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同“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张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张力反映了大学的内部张力，在大学外部则反映在“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上。
大学和社会之间是有张力的，具体表现在：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需求不同。社会强调的是工具理性，要求大学应全面满足社会的各项需求；大学则强调自己的理想、使命，追求自己的价值与特色，认为大学应有引领作用，不能社会流行什么就盲目地迎合什么。
正是因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对于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融入社会生活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心力量，学术界褒贬各异，可谓见仁见智。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应当对社会需求保持谨慎的态度，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社会流行什么就盲目地迎合什么。大学应满足社会的需求（needed），而不是社会的欲望（wanted）[4]。永恒主义教育家赫钦斯则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学是一个批判的中心，是掌握那些寻求建立理性思考的基本原理的地方。赫钦斯反对把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的主要任务，他坚定地认为大学应首先完成好它独特的社会功能——独立思考和批判社会。他要求大学必须独立于社会，它寻求的是对社会的超越，以期成为引导社会的力量，而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的适应，否则高等教育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完美属性”。[5]德里克·博克和克拉克·科尔等人则对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持高度乐观的态度。博克指出，高等教育远离社会现实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学必须走出“象牙塔”，融入社会，勇于承担社会赋予的责任。与世隔绝的大学的生存或许只能是以牺牲专业教育质量、应用性研究、社会性批评和专家建议为代价，然而上述活动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6]。科尔则认为，现代大学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在探索新知识的能力方面，在服务于文明社会众多领域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高等教育不仅能够从边缘走向社会中心，而且必然走向社会中心。如何理解这样截然对立的看法？这就是大学与社会所处的视角不同所带来的张力。[7]
站在社会的视角，高等教育应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当今，从世界各国来看，政府仍然是教育投入的主渠道，而且在面临知识经济挑战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投入，增加了对大学的投入，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按市场经济的原则，谁投资，谁受益，既然政府是最大的投资者，当然首先应满足政府、社会的利益，使投入的经费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意志，能发挥更大的效益。为此，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惟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与资源。
高等教育要满足社会需求，走向社会中心是与其基本功能的发挥相统一的。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发展历程，都是伴随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而实现的。如果高等教育依然是坚守自由教育的单一教学功能，就不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就不可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从而取得长足发展。
大学为获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就必须面对社会众多领域的实际需求，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但是大学不是社会的工具（至少不完全是），它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理性。绝不能因其走向中心而变得世俗，就摒弃所应恪守“追求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之精神。大学本身是凭借其学术性和强有力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逐渐获得与政治、经济平等对话的筹码，使其走向中心变得更为现实。高等教育在承担重大社会责任的同时，还应保持一种超凡脱俗的独立品格和价值追求，惟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强固“社会中心”的不可替代地位。诚然，在当今社会，高等教育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济天下”；既要崇尚学术，又要适应社会；既要走出“象牙塔”，又要超越“象牙塔”。因此大学处于“两难”困境，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需的，应该有它的独立与自主，但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也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8]
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不能盲目迎合社会发展的欲望，它必须适当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恪守“象牙塔”精神，充分发挥社会批判功能，避免世俗化，真正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灯塔，而非盲目迎合社会之需的镜子。因此，在教育目标的选择上，高等教育必须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双重需要，实现两种教育目标价值取向的统一；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既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之需，大力发展应用学科，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加快产、学、研一体化的力度，用理论创新引领科技进步，从而实现二者有机结合、协调发展。[9]
正因为存在大学内在需求和社会的外在需求之间的差异性，才造成大学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才存在二者之间的张力，当然，二者的关系是矛盾统一的关系，有矛盾的一方面，也有统一的一方面。
三、“价值”与“效率”之间的张力
无论是大学内部的“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张力，还是大学外在的“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本质上都反映了二者的追求不同，价值取向不同，体现了“价值”与“效率”之间的张力。而“价值”又是大学的追求偏好，“效率”是管理学的偏爱，进而“价值”与“效率”之间的张力，也反映了“大学追求”和“管理追求”之间的偏差。
“大学追求”与“管理追求”的偏差：“价值”与“效率”的张力。
“大学管理”，顾名思义，是“大学”与“管理”的统一体。在明确了“大学”的追求、“管理”的追求之后，就有了研究“大学管理”的前提基础。考察“大学管理”至少需要明确三点：其一，“大学”与“管理”的追求是有偏差的，二者之间是具有张力的；其二，“大学管理”是一个统一体，管理是为大学发展服务的，二者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其三，“大学管理”同一般组织管理比较，具有特殊性。
“大学”追求学术“价值”，“管理”追求办学“效益”，二者最大的差异是“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大学”与“管理”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价值”与“效率”之间的张力。“大学”的追求往往集中在大学自身的学术性、发展性、卓越性、创新性，即大学特性、本质属性；而“管理”的追求往往集中在社会效益、社会价值、办学效率，即效率、社会属性。由于二者“价值取向”上存在偏差，导致在大学管理实践过程中，对待同样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态度、观点、方法与评价结果。
从价值取向上看，持管理学观点和持传统大学观点的，二者之间主张不同，存在张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内容见表3.1。
第一，主张者不同。支持管理学观点的主要以校外的行政官员、学生家长、投资者、社会媒体为代表；校内以行政人员为代表。持教育学、大学特殊性观点的主要以校内教授、学者、理想主义者为代表。
第二，价值取向不同。持管理学观点的把“效益”、外在“价值”放在第一位，特别关注学校的社会价值、投资效益、学生就业率、学校社会贡献率、科学技术成果转换率等；而大学则重视其自身的内在发展属性，坚守他们的学术水准与大学精神，把大学的知识性、学术性、创新性以及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放在首位。
第三，着眼点不同。管理学更关注的是现实的、短期的、立竿见影的利益，更关注经济的、商业的、量化的、可视的、改革的事情；大学则更关注长远的、未来的利益，关注本质的、文化的、规律的、传统的、积淀的东西。
第四，对大学教育价值看法不同。从管理学看，更看中大学教育的实用性、工具性、技术性、职业性、专业性；而从教育学看，则更看中大学教育的基础性、长远性、通识性、学生能力培养、综合素质提高等内容。
第五，对大学的希望与理想不同。管理学认为，大学应该“以顾客为导向”“以变化求生存”“以协作为标志”。[10]大学内部的人则希望大学是有“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有名人的”“有特色的”“有主张的”“有坚守的”。认为“传统的、持之以恒的比不断变化的更重要”[11]。
第六，评价标准不同。管理学的评价标准是看“贡献”，侧重利益、现实、实用，可见的、具体的、量化的；大学的评价标准则重点看“水平”，是抽象的，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把可被触知的资源转化为无形物资”[12]，不好量化。为此，他们希望通过固守他们的精神、主旨、程序方面的核心传统来赢得社会的“尊重”[13]。
第七，工作过程不同。管理学是通过“评价”手段，来监控、改进组织运行过程，是希望把教学、科研等“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绩效”“成效”，关注的是一种能量“释放”的过程。而大学学者是通过教学过程把“有形”的教学资源转化为“无形”的学生发展潜力，关注的是一种能量“积累”的过程。从“无形”“有形”，“储存”“释放”能量上分析，二者过程正好相反。
总之，“大学”与“管理”的对立性、张力主要是因为二者价值取向偏差造成的，一个侧重价值、学术、水平、内涵，一个侧重效益、实际利益、贡献力、成果。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外部体现在“大学与社会”的矛盾（或张力），内部体现在“学术与行政”的矛盾（或张力）。
表3.1 大学管理的“价值”与“效率”之间的张力
续表
总之，“大学”与“管理”在价值取向上，既有统一性，又有很大差异性，反映了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实际上就反映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外部“大学——社会”的张力，内部“行政——学术”的张力。
四、“张力”的价值与作用
“张力”是大学发展的动力，把握好这对“张力”是我们提高对大学管理的认识、提升管理水平的切入点。大学管理就是追求这对“张力”和谐统一的艺术，就是要把握好张力大小，把握好“分寸”与“尺度”。
第一，张力的内涵。“大学”与“管理”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反映在“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大学——社会”的张力，即大学自身传统特征与社会期望、要求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人们俗称的大学与社会的“远”与“近”，其内涵反映了大学传统、大学特色的保持程度，大学“象牙塔”的倾斜程度，大学对社会的开放程度，大学要不要保护层？行政规律、市场规律在大学内起多大作用等。在大学内部，这种差异性反映在“行政——学术”的张力上。实际上折射出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问题，办学效益与学术追求问题，学术自由问题，教授治学问题、行政化问题等。总之，很多管理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都反映在这两对“张力”上，反映在二者不和谐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考察这对张力作为研究大学管理的“切入点”的原因。
第二，张力的性质。这对张力是普遍存在的，而且长期处于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转换过程中。从中世纪大学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只是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不同，平衡点所处的位置不同。如中世纪欧洲传统大学，大学与社会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大学被称之为社会的“象牙塔”，由于后来大学被宗教所控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二者张力失去了“平衡”，结果在大学发展史上出现了300年的“冰河期”，由于大学招不到学生，大学险些关门消失。而近代，大学成为了倒塌的“象牙塔”，大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成为社会的“轴心组织”，大学的外在围墙消失了，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消失，为此不少学者强烈呼吁大学自主办学权问题、社会冲击问题、大学行政化问题，大学与社会的张力是否又失衡了？是否又倒向了另一边？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听到校外官员、社会评论家的另外一种声音：大学是社会改革的“最后的堡垒”，他们理论脱离实际，传统保守，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等。在大学管理过程中，如何看待双方的意见？谁说的有道理？我个人认为，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只是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看法不同，这正是二者张力的表现，是一种“常态”表现，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由于张力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张力的平衡点是不同的，故持不同观点的人，争论、矛盾也是永恒的、长期的，也是常态的。
第三，张力的作用。张力是推动大学发展、提高管理水平的动力。大学的发展就是在社会与大学、行政与学术的对立统一中进行的，就是在张力“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螺旋式发展中进步的。历史发展表明，大学的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不能完全靠一方面的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缺少社会的力量，缺少管理的力量，大学就会犯理想化的错误，就会不从实际出发，不从社会需要出发，就会缺少效率，就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与理解，就会走入关门的地步（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如果缺少学术的力量，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就没有本质区别，大学也就缺少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存在的特殊意义和必要性。因此，正是这种现实性与理想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冲突、矛盾，才是推动大学发展，提高管理水平的动力。
[1] 杜瑛，戚业国.大学内部权力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视角[J].现代大学教育，2008（4）.
[2] 杜瑛，戚业国.大学内部权力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视角[J].现代大学教育，2008（4）.
[3] 杜瑛，戚业国.大学内部权力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视角[J].现代大学教育，2008（4）.
[4]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徐辉，陈晓菲译.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5] 许珂，李化树.论赫钦斯的高等教育思想[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8（4）：117-120.
[6] 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陈军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3.
[7] 田宝军，智学，徐爱新.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基本条件和原则[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6）.
[8]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4.
[9] 田宝军，智学，徐爱新.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基本条件和原则[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6）.
[10] [美]罗伯特·波恩鲍姆著，毛亚庆等译.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2.
[11] [美]罗伯特·波恩鲍姆著，毛亚庆等译.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2.
[12] [美]罗伯特·波恩鲍姆著，毛亚庆等译.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2.
[13] [美]罗伯特·波恩鲍姆著，毛亚庆等译.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