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大学“象牙塔”，如今正承载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期望。然而，从教授经商到论文作假，如今中国高校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比比皆是。[1]
与“理想化”截然相反，大学经常犯的第二类错误是“世俗化”。“世俗化”问题表现为大学一味追求适应社会、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忽视了大学的内在办学规律，忽视了大学的特殊性，彻头彻尾地成为了社会利用的“工具”，变成了没有方向、没有灵魂、没有品格、没有精神的流浪者，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这就是大学犯的第二类错误：“世俗化”。“世俗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化；二是市场化，即行政冲击和市场冲击问题。这样的大学就像没有放长线的风筝，不会自由飞翔，不会飞得太高，不会有自己的特色，充其量只能称其为一个培训机构、社会工具，不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神圣的殿堂、杰出的组织。
一、“世俗化”表现之一：“行政化”
大学“行政化”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行政化是一种发展的趋势，“象牙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然而，过度行政化，特别是在国内高校，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顽疾”，禁锢了大学的健康发展。
（一）世界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行政在高校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高等学校的作用，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控制。大学的职能越来越多，对社会的作用、影响也越来越大，大学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象牙塔”，而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有重要支撑作用，为此世界各国都纷纷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控制。第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大学已经不像精英教育时代那样采取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办学模式，而是采取社会广泛参与、满足各种利益需求，不断规范化、制度化的现代大学管理模式，以适应大学的巨型化、大众化、社会化、商业化。第三，对于大学内部的需求，资源紧缺、效益低下、组织结构松散是困扰大学发展的重要矛盾。适度借鉴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的理念，不失为提高大学办学效益的有力措施。因此，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行政力量在高校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我国情况
当然，国内情况和世界高等教育相比较有些特殊，因为我们高等教育发展的时间比较短，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经历过“教授治校”“自主办学”的年代，完全仿照苏联模式：政府办大学，“订单式培养”（大学按需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政府视大学为自己的一个行政部门，配备资源，参与制订招生人数、专业设置、学生毕业分配等过程管理。当然，这种管理模式有一点好处，效率比较高，计划性、控制性强，但总体来看，弊大于利，导致大学自主性差，失去了大学自治的精华，创新性差，功利色彩浓郁，难于产生高水平的成果。虽然近些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和人们期盼的理想模式还差距甚远，因此，国内大学没有真正经历过大学自治的历程，“行政化”问题一直是困扰大学发展的“症结”。当下，“行政化”成为国内讨论的焦点问题。由此可见，国际上正由“教授治校”走向“多元治校”，政府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正在加强；而国内，正由“政府治校”，走向“多元治校”。国内外高校虽然发展路径不同，但目标一致，国外是“从自治到多元”；国内是“从依附到多元”。例如：目前国内讨论比较的问题是“大学章程”“依法治校”问题：如何构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民主决策”等问题。
国内大学的“行政化”表现在方方面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从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上看，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政府视大学为一般的行政机构；第二，官本位现象严重；第三，在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
1.缺乏办学自主权问题
“中国大学，千校一面，办不出特色”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有关部门主导性过强，学校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和社会约束力，包括道德约束力很强，因此政府作用相对较弱，大学似乎也比我们自主得多。近十年，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增加了，但大学“官本位”和行政色彩反而更浓了。政府控制的主要内容有：学校发展规划、专业设置、招生规模、教师配置、工资待遇；研究项目、办学经费、设备配置、招标采购等。总之，政府不仅在办大学，而且在事无巨细地经营大学、管理大学，高校教师、职工只是政府的雇员。这样的大学又如何推陈出新，办出特色呢？
2.“官本位”问题
当前国内高校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教授热衷当官，却无暇顾及教学和学术，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出现几十名教授争先竞聘学校保卫处处长的现象。校长“官僚气”越来越重，“人文气”越来越差，离“书生气”越来越远。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在作怪，“官本位”思想和薪资待遇问题在动摇着学者的心。教师群体的经济、社会待遇低，收入不如行政管理干部。目前，校长“官员化”现象愈演愈烈，校长的很大精力要花在“位子”上。20世纪初那些大学校长，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的角色意识非常清晰，谨小慎微地注重自身行为，努力营造和守卫自由平等的大学文化，处处警惕“官本位”对大学的入侵。比如蔡元培先生，他在北大当校长时每天进校门时都要向校工脱帽敬礼，这不能不让人们反思当今校长的角色定位。[2]
现在从各个方面看，大学正在逐渐变为一种行政机关。“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大学管理的‘机关化’色彩过于浓厚”，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机关还机关”。[3]
“大学之‘大’，其内涵应该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培养人、完善人，不断提升人格和道德；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追求学术真理。”“大学要健康发展，需要平衡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大力清除‘官本位’，让校长等管理者去‘官员化’，走向‘职业化’。”校长要由醉心教育的教育家担任，应取消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院士是做学问的，不宜提倡他们过多担任行政职务。现在学校行政大楼正在演变为主要服务于校领导的秘书机关，而不是全心全意为教授、科研、教师、学生服务的机构。现在一再提倡服务型政府，而大学行政机构却慢慢变为官僚机关，这是很不协调的。[4]
3.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问题
我国高校沿袭了行政权力占主导的管理体制，行政权力在高校日常管理与资源配置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高校中最为强势的权力。
我国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往往处于一种“非和谐生态”。由于高校过度“科层化”，引发了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导致我国高校普遍存在行政权力强势而学术权力卑微的现象。在高校管理中，教师非但对学校非学术事务没有话语权，对学术事务的发言权也极少。这种现象妨害了高校学术活动的发展，违背了大学存在的根本宗旨。
由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行政权力唯我独尊，造成了权力与责任割离，教育资源浪费严重。权力是责任的共生物，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规定，但现实中往往是片面强调权力而造成了权力与责任的严重割离。高校在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与责任的割离现象很常见，如高校职能部门在对学校的人、财、物、信息资源等进行调配时表现出很大的人为性、随意性，造成教育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对教育资源配给权的检查和评估机制，给责任人推卸责任留下了空间。
由于行政权力异化，高校行政权力“寻租性”现象屡见不鲜。行政权力在行使和运用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缺陷就是“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使得监督约束形同虚设。再加上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不够，使得监督约束形同虚设，其后果就是制造了权力寻租空间。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缺乏严格的监管，近年来，高校领域的腐败案件时有发生。高校教师的道德状况往往被视为社会文明的标尺，尽管高校腐败属极少数现象，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5]
二、“世俗化”表现之二：“市场化”
大学的“浮躁风”是各国普遍现象，在国内更为突出。一向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大学“象牙塔”，如今正承载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期望。然而，从教授经商到论文作假，如今中国高校中急功近利的行为比比皆是。[6]
现在，不少国内大学的教授天天在跑会、跑项目、跑经费、填表、答辩、评审、验收、鉴定，不是在拉项目就是在成果推广，潜心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为什么会出现“浮躁风”？过度“市场化”无疑是一个重要推手。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分工比较明确，大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主要任务是教育和教学。教师以教学为职业，谋求良好教学效果是天经地义的。转制到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单位性质和人的职业分工不能限制人们取得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权利。使用什么手段能最便捷、最容易地取得名利，人们就自然会倾向于使用这些手段，而将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使命置于从属地位。这种由市场和政策所决定的价值观念远胜过职业或行业规定的要求和准则。在市场和一些畸形失衡的政策面前，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号召，显得苍白无力。而一些借“科学”之名而行形而上学之实的所谓“定量化”政策，以课题、经费、论文、成果、奖励，甚至人头、地皮、房屋的数量来衡量业绩，更是大大助长了学界的急功近利的风气。[7]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潮流？除了国内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外，在高等教育内部，在世界范围内还涌动着一种力量或思潮：“消费主义”和“学术资本主义”。华东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潘艺林教授撰文“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消费主义倾向”和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温正胞等撰文“学术资本主义：创业型大学的组织特性”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观念上，消费主义对高等教育改革影响相当深刻。简单地说，消费主义就是“万物皆商品，一切可买卖，万物皆可交换”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实践。根据博克的研究，消费主义教育价值观的出现可上溯到20世纪早期，20世纪60年代更为明显，它比消费主义的出现略为晚些。知识少、要求多的学生不断增加，美国高校对学生的学业要求逐渐降低，可供选择的课程大量增加，人们将高等学校描绘为教育的“超市”，相应地，学生即为“教育超市”的消费者。[8]
1970年以来，面对教育设施相对过剩、财政危机、生源减少等问题，各校之间、各系科之间为争夺生源而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教师的影响力下降，学生的地位则恶性上扬，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巨大变化：以买卖关系为基础，学生是买方，学校是卖方，教育价值取向的重点由学术转向所谓消费者权益，并把“消费者至上”视为教学的准则。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学生消费者至上”观念。
消费主义倾向的集中体现：高等教育的质量由顾客来定义。“学生消费者至上”的观念，是近30年来高等教育变革过程中消费主义倾向的重要标志。1980年，斯塔特曼（V.A.Stadtman）教授指出“当前最经常被用来描述最近引起高等教育重大变化的词语就是‘学生消费主义’”。尽管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人们的质量观是变化的，但根据教育消费者地位不断攀升的状况，有学者已经指出，如果说20世纪的质量观还是以“合格质量”为标准的话，那么“用户满意”将是21世纪质量的最终标准。这就是说，学生消费者、社会消费者的需要和价值期望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调节器”，高等教育质量就是它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程度。
在实践领域，消费主义对高等教育变革的影响是广泛的。消费主义教育观的出现，是教育史上的一桩大事。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则是最为重大的方向性转变之一。克尔（Clark Kerr）认为，“这种从注重学术的价值到注重学生消费者的转变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两次最重大的方向上的转变之一。另一次转变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现代大学取代古典学院”。学生们为工作而忧虑，不管他们主修什么科目，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未来就业做准备。这导致“人人只关心满足个人的需要，而缺少共同的责任感”。[9]
在高等教育课程变革过程中，消费主义观念得以向教育过程内部渗透。为找到报酬优厚的工作而忧心忡忡的学生们，要求学校课程更加具有针对性，雇主们也要求课程更直接地与他们的需求相关。实用课程、职业课程或就业准备训练的科目对传统的学术课程形成压倒之势。大学教育越来越成为各种职业教育的拼盘，大学沦为职业技术的养成所。为了迎合各种学生的不同口味，许多院校开设应用性强、“麦当劳”式的课程，推出了“短、平、快”的课程计划，出现了课程的“拼盘”，课程内容破碎、不连贯、不成体系。“美国大学协会”（AAC）1985年在《大学课程的完整性》（Integrity in the College Curriculum）报告中指出：“目前课程几乎倾向市场哲学……似乎没有人去关切和管理，任店门打开，顾客来去自如。”1970年以来，美国学士学位学科比例的变化，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大量的学生从基础的文理科专业转入职业性、专业预科性和专业性的专业。
学术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一脉相承，都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对大学的冲击与影响。“学术资本主义是对当代大学与市场新型关系的精辟归纳，是对经济领域的商业文化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文化日趋融合的一种描述。”[10]爱德华·哈克特在1990年的时候就使用学术资本这个词来总结学术性科学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只是这种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探究与描述在20世纪的末期日渐增多起来。有研究者指出，学术资本主义“是指以公共资金资助为主的大学的学术群体，在一个竞争的环境当中，通过教学、科研、咨询技术或其他学术知识的应用来发展其学术资本，学术群体的行为与资本家无二致，并且成为国家所奖励的企业家，因此，他们从好奇与探索奥秘为导向的学术转向了更为实际的工业研究”。[11]
学术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生存环境的变化与学术资本主义的日渐明显，大学、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促使大学追求组织上的转型，以便更好地生存与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随着各国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旗帜下对高等教育资金资助的减少和将市场机制导入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者与教授们不得不积极地投入到商业活动中，诸如开设公司、充当企业顾问等，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完成原来依靠政府资助的研究任务。大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热衷于创业行为。“为了保持或扩大资源，大学教师不得不去竞争那些与市场紧密联系的研究外部的经费，这些研究明显是应用性的、商业性的、策划的，并且是目标明确的研究。这些研究经费的获得，要么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研究资助或合同、服务合同、技术转让、与工业和政府的伙伴关系，要么通过招收更多的和价格更高的学生的方式。”[12]
需要说明的是，学术资本主义也好，消费主义也罢，大学特别是大学教授对此非常反感，面对这种冲击，往往是一种无奈的被迫选择。在组织文化上，大学教授们对于市场与资本主义之类的内容反感甚多。他们往往认为大学是一种特殊的乃至于神圣的社会组织，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是大学的灵魂，而这种自主性往往受到源自于市场、资本主义与商业领域逐利行为的侵蚀，面对源自于市场的种种物质**，大学需要保持清醒。对许多持传统大学理念的人来说，不仅学术体系的符号与市场体系的符号难以相容，甚至于必要的科层制管理体系中那种标准化制度的约束，都不利于学术自治与教学自由。但学术资本主义、消费主义还是发生了，而且影响深远。
[1] 蒲蕊.政府与学校关系重建：一种制度分析的视角[J].教育研究，2009（3）.
[2] 校长“官员化”引争议[Z].Internet.2009-3-10，Available：http：//www.news.cn.
[3] 张斌贤.现代大学制度的若干问题[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11）：32-39.
[4] 校长“官员化”引争议[Z].Internet.2009-3-10，Available：http：//www.news.cn.
[5] 王彬彬，朱益芳.高校行政权力失范与规制探略——基于公共权力规制理论的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8（4）.
[6] 蒲蕊.政府与学校关系重建：一种制度分析的视角[J].教育研究，2009（3）.
[7] 王义遵.高等学校提高教学质量面临的挑战[J].中国大学教学，2007（2）.
[8] 潘艺林.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消费主义倾向[J].教育科学，2008（6）.
[9] 潘艺林.高等教育改革中的消费主义倾向[J].教育科学，2008（6）.
[10] 温正胞，谢芳芳.学术资本主义：创业型大学的组织特征[J].教育发展研究，2009（5）.
[11] 同上。
[12] 温正胞，谢芳芳.学术资本主义：创业型大学的组织特征[J].教育发展研究，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