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学生走出“象牙塔”而介入社会，大学究竟是为社会服务还是批评社会？是依附于社会还是独立于社会？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座灯塔？是迎合眼前的实际需要还是光大高深文化？
——赫钦斯“理想化”问题是指，大学片面追求（或只强调）内部的办学规律，自身的特殊性、创新性、卓越性，而忽视了大学应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应性、价值性、工具性、实用性。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迷失了方向，不知会飞向何方。
一、“理想化”表现：历史上出现的300年“冰河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大学就会快速地健康发展；当大学远离社会发展需要，孤芳自赏时就会停滞，甚至倒退。下面以英国、德国、美国大学的发展历程说明这个问题。
（一）当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大学就会快速地健康发展。大学的产生和两次质变与重心转移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现代大学从中世纪的学术行会发展至今，历经曲折，日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社会发展与大学发展彼此制约、互为因果。从大学的角度看，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动因是复杂多样的，而其根本动因则在于社会需要。现代大学曲折发展的历程强有力地证明，大学的发展一刻也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需要。
11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经济复苏，城市生活充满活力，宗教神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教会势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在此背景下，世界学问中心逐渐汇集于拥有学校和图书馆的教堂，吸引著名学者前来研究、讲学，各地学生慕名而至，聚集于此，形成各种师生组织。到12世纪，为了取得自治权利，减少教会的控制和干涉，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师生组织像手工业者和商人一样组成行会。“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原意即行会，但并非手工业者或商人行会，而是学者或学生行会，这种行会即中世纪大学，如巴黎大学于1252年拥有校印，其上所刻即中世纪拉丁文“巴黎师生行会（Universitas Magistrorumet Scholarium Parisiensium）”。[1]
这种大学主要是职业学校，它们在应对专业、教会和政府对各种教育需求的压力中不断演进。尽管最初的大学师生都是牧师，其目的却很世俗：为了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并日益城市化的社会需要，这些学校有许多专攻神学、法律、修辞、文理等学科，以此培养牧师、律师、神职或世俗的行政官员。如13世纪英国社会急需大学生，这时，大学毕业生已在教会等级中占据支配地位，1215年至1272年间的78名主教中，大学毕业的不少于40人，直到16世纪初，世俗的和宗教的行政管理主要控制在大学毕业的牧师手中，大学俨然成了政府职员的培训基地。这就表明，大学产生伊始，即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己任，社会需要成为中世纪大学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据。[2]
大学经历了中世纪的低潮期后，两次质变和重心转移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质变：由单纯以教学为主，转变为教学研究并举。
德国大学的出现比最早的博洛尼亚等大学晚了约200年，但它后来居上，16世纪的德国已成为当时欧洲大学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国家。早期德国大学受教会控制，被认为是完全属于教会和牧师的机构，中世纪后期，大学逐渐摆脱教会控制，获得较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同时，德意志世俗政权通过筹建和资助大学，也获得一些控制权。教会及世俗政权对大学的控制至少表明，当时社会的宗教与政治社会生活都需要大学，德国大学适应这种需要，对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后两者也深刻影响了德国大学的发展。
诞生于18世纪的两次大学改革运动改变了这种局面，德国大学学术上、科学上的地位得以恢复，再经过19世纪初洪堡的大学改革，德国大学更成为各国大学竞相效仿的楷模，对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几次改革的根本动因均来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分别创办于1694年和1738年的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在当时取得了极大成功，初步形成了学术自由、注重科学研究、注重现代科学和哲学等现代大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哈勒和哥廷根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它们针对传统大学远离现实生活的弊端，强调实际知识和适应社会迫切需要。[3]
第二次质变：大学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双功能逐渐扩展为教学、科研、服务三项功能，大学重心逐渐转向美国。
当时，美国受德国的影响，19世纪创建了一批研究型大学，在此基础上，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同时美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需求，他们率先将社会服务纳入了大学的新功能。社会服务分两个层面，一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二是大学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以颁布《莫里尔赠地法案》和“威斯康星理念”为代表。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赠地法案》，这导致了美国建立一批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农工学院。同时出现了一些以自由教育和实用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性州立大学，突破了大学以培养牧师、绅士、教师、医生、律师的传统。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理念：“为社会直接服务是大学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服务应当成为大学的唯一理想”，“大学应当成为服务于本州全体人民的机构”。“威斯康星理念”掀起了大学发展史上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使得大学是“社会服务站”的看法越来越被人们认同。
这个新理念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称为“威斯康星思想”，并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有创造性的思想之一。由此，面向社会开放成为大学新的教育理念，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信息资源、技术开发等方面直接为社会服务，大学由传统大学的“象牙塔”逐渐演变为面向社会的“服务站”。[4]
看得出，大学的发展、功能的增加，是大学与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是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主要功能均经历了曲折和艰难的过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家发动的大学改革运动推动，最终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成为现代大学的三大主要职能。现代大学除了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功能外，大学作为社会的科学文化中心还是创造和传播新的知识、思想和文化的源泉，肩负着社会的价值得以实现，文化、科技得以发展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二）当大学故步自封、不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就会停滞不前，就没有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16世纪的宗教和社会变革，影响并阻碍了17世纪后期及18世纪英国大学的发展。18世纪是英国工商业大发展时期，社会急需各类专业人才，但在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中占支配地位的仍是古典学科和经院知识，大学生活死气沉沉，与世隔绝。由于保守势力的控制，大学中科学的作用和地位被忽略，科研兴趣低沉，工业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各类人才只能在大学之外接受培训，导致英国大学不能适应工业革命时代新的社会需求，处于持续衰退时期，其首要标志是学生人数的日益减少，每所大学每年招生人数从17世纪60年代的400人降至18世纪中叶的牛津不到250人，剑桥不到200人。
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15世纪中期以后传到德国，它提倡人文主义，反对一切封建的、教会的教育传统，由教会控制的大学被认为是落后的、脱离现实的机构，成为重点改造的对象，结果是大学中的经院哲学被人文主义取代。随之而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独揽文化、教育大权的教会发起全面攻击，导致整个教育制度的巨大动**，与天主教密切相连的旧大学遭唾弃，大学处于极度混乱和倒退状况，学生人数急剧减少。但是，德国宗教改革并不想摧毁大学，相反，它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牧师来阐述、宣传新教教义。随着地方权力的扩大、教会财产的征用以及罗马法的接受，世俗政权也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从事法律职业，在这些社会需求的压力下，旧大学被改造成为培养神学家和法学家的社会机构，摆脱了混乱和倒退的危机，新的大学也适应社会需求成批增加。但从整体上看，大学的实际情况仍很糟糕，经院哲学、烦琐哲学的方式还未完全排除，却又产生了新的烦琐哲学。与英国一样，当时划时代的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仍被排斥在大学之外，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就大多在大学之外取得。加之1618年至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大学不再是进步的象征，被看成是逐渐衰亡的机构，到17世纪末，德国大学的声誉一落千丈，这是德国大学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必然结果。[5]
中世纪大学争得的各种权力，可以说它是城市市民反抗封建教会的产物。然而，中世纪大学并没有摆脱宗教的束缚，教会势力很快就渗进了大学。如巴黎大学到13世纪中叶，已完全为教会所操纵，大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经院哲学，讲座大多由僧侣把持，有自由思想的教师被排挤出校。14世纪以后，很多大学实际上是教会开办的了。一直到19世纪，在这几百年间，大学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保持初创时期的原样。由于大学与社会生活联系不大，社会角色缺失，在大学发展史上出现了“冰河期”。“17世纪以后，不少大学因缺少学生而关门。如建于1386年的海德堡大学不得不关闭达26年之久（1626—1652年）；巴黎大学也曾在16世纪末中断过教学活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不景气，到1685年，牛津大学因缺少学生而濒于消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6]这就是大学发展史出现的所谓300年冰河期。这也从侧面说明，当大学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就会停滞不前，或者倒退。
二、“理想化”的渊源：大学是传统的、保守的、追求卓越的
大学的理想化情结，是由它的组织特征所决定的。社会组织分为三类：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公共事业组织，大学正属于社会公益的第三部门。从三类组织的特征上分析：如果政府组织追求的是“公平”和办事效率，强调的是统一、秩序、等级和纪律，那么经济组织追求的就是经济“效益”，强调的是工作标准、规格、程序，那么大学是一种文化机构，是一种学术组织，追求的则是“学术”“民主”“自由”的氛围，“理想”“完美”和“卓越”。强调的是“探索、创新和独创”，这种组织特征就决定了大学的固有理想化情结。
（一）大学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保守的、传统的组织，不易受到社会剧烈变革的冲击。
大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有一个统计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做过一个统计，全世界在1520年之前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这85个当中，其中70个就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大家可以看到，不以营利为目标的这些组织，最具有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类似一个宗教组织，它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就是mission。那么大学的理念，我们知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相对来讲，具有很强的稳定性。[7]
大学追求的是民主、自由的氛围，因此大学属于一种“松散”的组织结构，有多个权力中心，和其他行政组织相比，表现散漫、惰性、惯性的特征，经常出现“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的现象。如在当前国内改革大潮的席卷下，各级各类组织反应迅速，变革巨大，只有高校组织改革迟缓，成为所谓改革的“最后堡垒”。正像有些学者描述的那样：“中国的教育只有改变而没有改革，只有发展而没有质的飞跃。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比，具有滞后性，它的滞后已经超出了社会给予它的容忍范围。”[8]
（二）大学对社会有“引领”和“批判”的职能，大学和社会之间应该保持一定距离，大学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风格。
大学要想起到“风向标”“社会灯塔”的作用，就需要和社会保持适当的、必要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有独立的判断力。但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度”和“分寸”的问题，大学既不能完全“迎合”社会的需求，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独立。如果完全迎合社会，大学就会失去了的自身魅力，更谈不上引领和批判，最终成为社会的工具和奴隶；如果大学完全脱离社会而独立，就会犯理性化的错误，最终会被社会所抛弃。
（三）大学是追求真理与价值的殿堂。
正如哈佛校训所讲的那样：我们以真理为伍；耶鲁大学校训：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9]故大学的使命要求大学要有理想化情结，需要追求卓越和完美。同时，大学也有不顾社会实际需要，“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有理论脱离实际、理想化、孤芳自赏的倾向。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因为理想和现实是有巨大差距的，社会是现实而复杂的，理想是长远和美好的，因此如何使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就显得十分重要。
[1] 沙红.社会需要：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因[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9）.
[2] 沙红.社会需要：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因[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9）.
[3] 沙红.社会需要：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因[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9）.
[4] 贺祖斌.服务北部湾与大学的使命[N].广西日报，2010-4-28.
[5] 沙红.社会需要：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因[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9）.
[6] 柏昌利.《高等教育管理论》[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147.
[7]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8.
[8] 黄建钢.《教育——哲学论》[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8.
[9] 杨福家.关于如何办好大学的思考[N].学习时报，2008-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