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聚焦三个问题：第一，校长职业化问题；第二，教育教学与管理理念问题；第三，办学特色问题。这些问题是组织领导与发展策略的核心问题。
一、校长的职业化出路
一所大学办的好与坏，发展的快与慢，大学校长至关重要。校长承载着办学理念、治学精神和育人的责任。无论在领导决策方面，还是管理调控方面，大学校长都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国外发展经验来看，校长职业化是今后一时期的发展方向。国内，大学校长职业化也成为热门话题。牛维麟、李立国、詹宏毅撰写的《大学校长职业化的探究与启示》[1]，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职业化进程
美国教育家博耶认为：“如果大学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群体，那么有效的管理便是根本。”自大学诞生之时，大学校长始终与大学的变革与发展紧密相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就是知名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史。
大学校长的角色、地位与作用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西方国家大学校长职业化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
1.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
从大学管理角度看，在中世纪后期大学组织诞生直至近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学的管理是以教授的权力为核心，以自治为特征。大学的主要教学组织形式——讲座制，使教授集研究和教学于一身，教授在大学内部享有很高的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权力，拥有学校的经费分配、教学科研等事务的管理决策权。学术自治虽说是学校的权力，但实际上都掌握在教授手里。大学校长及学院院长的角色与地位是象征性的，没有多少实权。当时的校长通常任期一年，是由教师同行根据其资历指定的，具有兼职性质，被看作是具有特别名称的教师而不是“管理者”。欧洲宗教改革后，尽管出现了校外人士参与组成的委员会以及董事会等组织参与学校事务，但大学的管理与决策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大学管理与决策权仍主要控制在教授手中，大学校长的角色并未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和大学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大学的管理以及大学校长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由于日益复杂的内部组织结构，使得大学必须以新的领导方式来保证自身的日常运转和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促使大学对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不断的重新组合，以实现与外部环境的协调。
大学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及其结构的复杂化，孕育和催生了大学管理的专业化需求，对大学校长的角色、地位与职责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校长不仅要是一位学术人士，更要是一位教育管理专家，大学校长的角色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社会化。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认为大学校长应当充当四种角色：调解者、发起者、斗士、形象设计者。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指出，大学校长是“大学的领导者和设计师”。高等教育专家杰克·舒斯特认为，校长应该成为行政管理的首脑，能够明确学校的发展方向，成为集资人，树立学校形象等。阿什比认为，大学校长是一部精巧的综合加工机器，可以把信息放进去，也可以从机器里得到答复。
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日益成为一种职业，一种与教授职业不同的职业。大学校长的角色、地位与职责要求已不同于一名兼任校长职务的教授。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资格要求与薪酬标准与教授职业有着质的不同。大学教授的选聘标准是其学术能力与学术水平，而选聘大学校长，更多考虑的是其是否懂得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高等学校办学规律，是否具备办大学所需的管理能力，是否具备一定的经济头脑、经营意识与良好的社交能力，是否具备大学校长所需要的个人魅力和独特人格吸引力等。当然，大学校长与教授的薪酬也差别较大，美国大学校长的薪酬一般为教授的5倍左右。大学校长职业化意味着将校长作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学术工作之外的兼职工作。
2.西方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基本特征
随着西方国家大学校长职业化程度的提高，大学校长不仅应具有独特而坚定的教育理念与办学思想，而且要求具有突出的组织能力与协调能力，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与公关能力。这一点可以从英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变迁中看得很清楚。英国大学校长的角色经历了从学术官员到行政官员、管理专家的改变。表明了大学校长作为一种职业的变迁及角色的演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的大学校长认为自己是学术人员的伙伴和同事，是学术人员团体中的一员，不会使用“管理”一词。20世纪70年代以来，校长的职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学术人员。英国大学校长职位权力近30年的一个主要变化是变得更加强调管理的专长了，传统上对学术管理的要求虽仍然受到高度重视，但是加上了一些对管理经验的要求，校长正从学术领导的角色向院校管理者的角色转变。
我们通过对当前美国11所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大学校长基本上都是学术型管理者，他们的职业背景也都是在学术机构中。
第二，几乎每一位大学校长都有多个大学的任职经历。这反映出目前美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化程度很高，许多校长都曾在不同的大学任职，校际间的流动非常频繁。
第三，大部分美国大学在选择校长时，已经不是很在意候选人的“母校血统”，更重要的是考虑本人的职业管理素养。
美国教育理事会曾于1986年至2007年发布关于美国大学校长的6个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最近20年来美国大学校长的基本情况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这个时期，也是美国大学校长职业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阶段。20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外部环境同样在持续地发生着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大学领导者的身份来源、角色、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从最近的调查结果来看，美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即花费时间较多的任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筹资（37.7%）、财政或资金管理（34.8%）、社区关系（20.9%）、战略规划（20.9%）。这个结果清晰地反映出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发展趋势，即不仅要求大学校长具有较高的学术背景、博才多学，更为重要的是，大学校长要同时具备领导者和执行者的能力，必须确立学校的发展战略与方向，保证高校资源与经费的充足。
通过上述对西方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历程和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西方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校长来源的多元化
校长不仅来源于本校，注重从具有学校行政管理经验的人员中遴选校长，并且一大部分来源于外校，甚至从没有从教经验的其他部门遴选校长。
从美国教育理事会2002年的调查报告来看，美国大学校长的聘用主要来自其他高校，甚至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美国大学校长之中只有约1/4的人员来自于本校，大部分来自其他高校。其中，公立大学的校长中，来自本校的占28.1%，来自外校和非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别为67.8%和4.1%；在私立大学的校长中，三种来源的比例分别为23.9%、60.8%、15.3%。此外，200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学校长来自高等教育系统以外的约占13%。这样的“外部选拔”校长机制有利于高校的管理和创新，有利于保持高校组织的活力。
德国大学校长的来源也是多样化的，1985年，德国《高等学校总纲法》修正以后，规定了高等学校领导机构可以有校长、校务委员会、总长和总长委员会等四种类型。其中对总长的要求反映了鲜明的职业化倾向。总长不一定是教授，凡是大学毕业，且根据本人多年任职的经历，尤其是担任科学、经济、行政管理或法律事务等方面的负责工作，证明能胜任这个职务，均可被聘为总长。总长由专职人员担任，任期至少4年。一些著名大学如汉堡大学和美茵茨大学也都实行总长制。
（2）明确的遴选过程与职业标准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校长选拔的权利一般都掌控在学校最高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或理事会或评议会或校务委员会等。如英美等国的大学，一般都在董事会或理事会领导下成立专门的遴选委员会，确立校长的任职资格和职业要求，并在有关媒体上发布招聘信息，或给知名人士、其他学校校长、教务长发信，希望推荐人选或自己前来应聘，然后在若干候选人中进行遴选。有的大学甚至雇佣猎头公司帮助遴选新校长。当然，对于公立大学，政府在校长的选拔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以美国为例，著名大学在每一任校长的遴选中均有明确标准。在一份给密歇根大学董事会、校长遴选咨询委员会和大学事务评议会的草稿文件中指出，作为密歇根大学的校长应该具有多种品质：包括学术背景、博才多学、管理技能和协作能力等。最主要的六个要求是：①能够与教授代表进行交流、沟通与合作，并鼓励主要行政管理人员也应如此；②在制定决策时应进行透明化操作，除非特殊原因需要保密；③应给予教授决定课程和其他教学工作的权利；④应鼓励教授代表参与重大决策问题，并对他们的观点予以重视；⑤应鼓励教授参与大学的管理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⑥校长应该赋予教授代表对学校其他主要领导者的选举权利等。
（3）具备优秀的综合素质
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是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是一个有胆识的领导者。大学校长要具有管理和战略的头脑，能够合理使用资金，进行有效投资。还应该培养团队的协作精神，与地方政府和社区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可见，职业化的大学校长不仅要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能够引领教育发展之潮流，更要有实干精神，懂管理、善经营，能够保持学校的持续发展。
（4）校长是学校的最高行政负责人
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大学的法人代表和主要负责人，在学校决策和组织管理上有较大的权力，承担着整个学校运转的责任。同时，他的权力要受到其他校级权力组织的约束与监督。
美国大学的校长一般由董事会任命，对董事会负责，全权负责决策行政事务和学校内部总的办学政策，统管教授会并发挥联络教授会与董事会的作用。“英国模式”希望将院校领导的角色和学术领导的角色系于大学副校长一身。德国的大学校长一般由学校代表大会选出，负责领导大学管理，同时担任评议会的主席，拥有对评议会的否决权，但不能参加评议会的表决。总的来看，各国大学校长都是本校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负责校务管理。
（5）任期较为灵活，多数校长的任期较长
从11所大学校长的情况看出，美国大学校长的任职时间较为灵活，有的校长上任至今已接近20年。根据美国教育理事会的调查结果，在年龄结构和任期变化上，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从1986年的52.3岁增长到2006年的59.9岁，即约为60岁；任期从6.3年变为8.5年；更为重要的是，61岁以上的校长在大学校长中的比例从1986年的约14%增长为2006年的约49%，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大学倾向于选择经验更为丰富的职业化校长。
（6）具有合理的薪酬体系
西方国家大学校长有一套合理的、不同于教授职业的薪酬体系，这是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基本保障。只有设计出合理的薪酬体系才能够保证将优秀的人才选聘到校长岗位上。
《高等教育纪事》2000年年底对全美479所私立大学校方公布的税表作了统计，结果显示研究型私立大学校长的平均年薪达到21～39万美元，4年制私立大学校长达16～19万美元。当前西方大学校长的薪酬标准有上升趋势，其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大学校长的高薪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1年澳大利亚许多国立大学校长的薪水甚至超过总理。高薪现象反映了大学校长作为一种职业，其劳动价值在经济报酬上逐步得到体现。
3.探索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正处在高等教育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大学规模持续扩大，管理日趋复杂，高校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如何确立学校的办学方向和战略定位，如何争取更多资源并且科学、有效运用资源，如何使大学发展适应时代需要，如何协调大学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何使得大学具有国际竞争力等，都成为大学管理者尤其是校长面临的艰巨任务。大学教授的选聘标准是其学术能力与学术水平，而选聘大学校长，更多考虑的是其管理能力和办学水平。职业化的校长不同于学者化的校长，一旦被任命为大学校长，即使是著名学者，主要精力也要投到校长岗位上，履行校长职责，以校长为职业，以谋求学校发展为第一要务，研究学校工作并全身心投入。今天，无论是从大学校长的自身发展，还是从大学的发展来看，都需要我们从根本的制度设计上探索我国大学校长的发展道路。
（1）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应明确为教育家或教育管理专家
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首先应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教育家或教育管理专家，教育管理能力是大学校长的第一能力。大学校长应该从事过学术工作并懂得学术规律，但不要求一定是一流学者，更不要求是政府官员，不要按照政府官员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大学校长。发达国家的一些著名大学有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诺贝尔奖获得者担任大学校长的例子则非常少。成功的大学校长，虽不是某一专业的顶尖学者，却一定是深刻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高等学校办学规律，从而形成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并将其应用于大学实践，取得光辉业绩的教育家。
建立一个不同于公务员的任期制度，修改大学校长任期年限，适其时也。当然，在对任期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健全和完善对大学校长的评价和考核制度。任期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不浪费优质人力资源，真正保证优秀的校长能通过办学实践较好地实现办学理念，而不是让不合格的校长久居其位。
（2）进一步明确大学校长的权力和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的大学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大学校长承担着整个学校运转的责任，在学校管理上应该有着较大的权力。但是，目前无论是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还是大学校长被明确赋予的权力都还不够到位。要改善此现状，一方面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科学界定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切实落实《高等教育法》规定的七项办学自主权，并适时修改《高等教育法》，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赋予高校特别是校长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从而为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具体内容，既充分发挥校长在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保证校长顺畅地行使法定权力，又确实发挥党委在大方向上的领导作用和监督保障功能。
（3）建立针对大学校长的合理的激励机制和薪酬制度[2]
激励机制是确保吸引优秀人才担任大学校长并使之努力工作的重要保障。激励机制主要是大学校长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要承认大学校长是重要的、稀缺的社会资源，正确评价他们的劳动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为他们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和社会价值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设立基本的保障。要使杰出的、贡献大的大学校长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从而使他们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而不仅仅是根据行政级别来体现大学校长的地位和声望。当前较为迫切和现实的是切实提高校长的薪酬待遇，设计出一套针对大学校长的，不同于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大学教授的薪酬体系。
（二）英国的“副校长权力现象”
英国大学存在着世界上非常独特的“副校长权力现象”。从古到今，英国大学的副校长经历了从学术官员、行政官员到管理专家的角色演变。郑文撰写文章《论英国大学副校长的角色、特征及权力》一文，专题研究了这个问题[3]，对了解校长职业化的发展路径有一定借鉴意义。
副校长角色的演变分三个阶段：
1.学术官员
1841年，剑桥大学的副校长被认为是“大学主要的和几乎唯一的管理官员”，那时的副校长有大量的职责要求。旧的大学特许状将副校长称为“首席学术官员”。格雷姆·C.莫迪和罗兰·B.尤斯塔斯在20世纪70年代认为：“30年以前，副校长的角色和作用不成其为问题，可称之为‘首席学术和管理官员’。”一位副校长这样描述副校长角色：“在50年代和60年代，副校长认为自己是学术人员的伙伴。院校是非常小的，你会发现副校长是学术人员的同事，是学术人员团体中的一员，而不是管理人员，不会使用‘管理’一词。”
2.行政官员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副校长的职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罗宾斯报告有关大学成员的列表中，副校长被称为“行政人员”。但是大学副校长都憎恨这个称号。贾勒特报告建议副校长应该是首席执行官，负责管理各个层次的学术人员，而不是领导一个学院。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大学拨款突然大幅减少，决策变得更加紧急。副校长在某种程度上要调和首席执行官的决策和学术团体成员的要求。副校长参加评议会会议，听取关于有问题学科的不同意见，最后讨论达成一致意见。从一开始副校长就知道结论应该是什么，但是他要说服他的大多数同事，这就要求副校长具有更强的行政能力。
3.管理专家
现在副校长的角色与以前又有很大的不同。副校长职位通过广告招聘，他们可能并不是学术人员，却获得三倍或四倍于教授的工资。“他们变得更像个指挥者，而不像以前的副校长。教授们感到他们的作用和地位下降了，他们现在是法人化企业的一部分：教授比以前是多了，但以前的教授能自己当家，副校长不能干涉他们。”副校长职位权力在近30年的一个主要变化是变得更加强调管理的专长了。从近来一个有关副校长职位的招聘广告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性质。他们要求副校长的候选人具有如下所有或者大多数特征：学术领导；科研成就；深厚的高等教育知识；高级管理成就；有与多种私人和公共机构互动的证据。传统上对学术管理的要求仍旧受到高度重视，但是已经加上了一些对管理经验的正式期望，副校长正从学术领导的角色向院校管理者的角色转变。
（三）校长的职业化素质
《科学时报》张碧晖采访刘道玉校长在《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一文中说：[4]
职业化校长最主要的是要有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他们的素质应该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校长应认是教育家，懂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在《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中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涌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如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等。他们为改革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勇敢和富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前三位校长，他们没有一位是院士，也都不是博士生导师。当然，如果有很高学术水平又懂教育和会管理的，也可以当校长，例如钱伟长、杨福家等。但如果只是学术水平高，一般是不一定当好大学校长的。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调查显示，70.5%的公众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教育家，“只有出现了教育家型的校长，中国的高等教育才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专家们也认为，只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大学校长便能成长为教育家。[5]
其次，有职业精神和管理能力。敢于负责、敢于解决问题、敢于严格要求是著名校长的共同品质。它在过去普遍存在，现在依然随处可见的“怕犯错误、左顾右盼、遇事不表态”和“工作松懈、怕得罪人、因循守旧”形成尖锐对比。敢于负责总要得罪一些人，而实际中是好人不能得罪，不好的人也不能得罪，因而成了缺点、错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包括校长不作为；为什么老好人吃香；为什么庸才占据领导岗位，在某些问题上是非不分。
再次，当大学校长就不要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做好管理工作。周光召在中国科协年会上说：“当官就不要搞科研，搞科研就不要当官。我是赞同的。过去有一句话说，‘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打钟。’校长是很忙的，怎么可能又当校长又搞学问。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就说自己从来没有带过研究生。现在一些大学校长自诩自己当校长，又带了多少博士生。我认为要么就没有当好校长，要么就误人子弟。十多年前，一位院士当一个名校的校长，询问我如何发表施政演说。我说你一定要讲一条，就是牺牲做学问的时间，搞好学校管理。我还给他设计了一条口号，‘我当院士为人民，我当校长也为人民。’”大学校长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历练。因此，校长任期要因人而异，不能“一刀切”。
再次，要关心社会、锐意改革。科技史证明，科学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本身不可能发展。大学除了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外，还有面向社会的功能。据我了解，在高校中，朱九思和邓旭初是最早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刘道玉在高教司工作时，对恢复大学招生做了大量工作。在社会转型中，大学要跟上改革的步伐，和社会一起成长。
最后，要有创新精神。现在到处讲创新，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就拿全国大学的校训来说，差不多都是那几句话，“团结、求实、创新”之类。十多年前，我在创办一个不大的职业技术学院时，提出的办学理念是“职业型、大众化、开放式”。把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为“理论上超过中专生，动手强过本科生”。等我卸任后，通过所谓“全民公决”的方式，改成“学以致用”的套话，把人才规格改为“思想好、懂理论、会操作”的空话。有意思的是，最近教育部发文，说职业院校要按照“职业性、实践性、开放性”的要求办好。
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殿堂，有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的大学校长，才能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创新。
二、理念是行动的指南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句鲜为人知的名言，是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同样，没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就很难创建一流的大学。这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办学理念分为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内容：有学校的发展理念、教育教学理念、教学科研相统一的理念等。
（一）办学理念
国家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蔡克勇教授，撰写了“创建一流大学需要先进的办学理念”一文[6]，全面介绍了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对我们从事大学管理工作有所启示。主要观点如下：
1.历史典范
（1）“追求学术性”的理念，使牛津、剑桥引领**数百年。
英国的牛津、剑桥并非最早出现的大学，它们之所以能在欧洲众多的古典大学中彪炳史册，就在于较早地突破了宗教的束缚，提出了追求学术性，培养有教养的人的办学理念。正是在这种突出学术性的办学理念指导下，它们开创基础研究、学院制、导师制等，培养了大批世界级大师人才。至今剑桥大学出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60多人，为世界大学之最。英国首相中的绝大多数都出自这两所大学。
（2）“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理念，使新建的洪堡大学引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
洪堡大学之所以成为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就在于它彻底改变了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办学模式，确定了科学研究和学术民主在大学里的地位。洪堡于1809年筹建洪堡大学，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和“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第一任校长哲学家费希特根据洪堡的办学理念，首批聘请的教师如哲学家黑格尔、谢林等世界级大师。于是在诺贝尔奖设立的最初40年间，出现了普朗克、劳厄、哈恩等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3）课程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理念，奠定了哈佛大学的至尊地位。
1636年创办的哈佛大学，在最初的二百多年期间，始终是一所培养牧师的不起眼的小学院。1869年查尔斯·埃利奥特任校长。他观察美国南北战争后，社会发生着急剧变化，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急需为其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于是，他提出课程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要培养适应个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完整的学生”，决定以洪堡大学为模式，实行办学方针的两个重大转移——将教育重心由宗教性学科转移到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学科；从本科转移到研究院，并创立自由选课制。经过40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他实现了自己的理念，哈佛大学成为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他也成为教育界的领袖。
1933年至1953年，科南特任哈佛大学校长，是教育界要素主义思想的著名代表。他的办学理念是：教育首先要培养对民主社会负责的公民。为此，他于1940年组织并主持了一个主要由人文科学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自由社会的普通教育》的著名报告，提出应向学生提供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个领域广泛而深入的知识，使青年人能“有效思维、交流思想、确切判断、分析价值”。这项改革的影响大大超越了哈佛校园和美国本土。
1971年至1991年，博克任哈佛大学校长。针对现代科学发展迅速，知识更新周期加快的特点，他任命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领导一个研究改革小组，先前经过将近10年的研究和反复的论证，哈佛大学进行了被媒体称为“震撼美国学术大厦”的“创新核心课程”改革。其目的是培养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这项改革正领引着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
（4）“为州服务”的理念，使威斯康辛大学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面旗帜。
威斯康辛大学之所以成为开创现代大学社会服务新职能的旗帜，也在于有其卓越的办学理念。这所大学创建于1848年，地处麦迪逊市。几十年间，都是规模很小的非教派学院。到了20世纪初，查尔斯·范海斯担任校长期间（1904—1918年）正是威斯康辛州的农业由小麦转向畜牧业和以乳制品为主的转型期，对专门技术和管理的需求十分迫切。范海斯校长顺应这一需求，提出大学必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理念。他明确提出：“服务应当成为大学的唯一理想”，“大学应当成为服务于本州全体人民的机构”，“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他说：“州立大学的生命力存在于它和州的紧密关系中。州需要大学来服务，大学对于州应有特殊的责任。教育全州男女公民是州立大学的任务。”[7]学校为州立法提供咨询等多方面服务，学校教师和州政府官员相互兼职。学校全心全意为全州人民发展生产和经济服务。范海斯校长有一句名言：“鞋子上沾满牛粪的教授是最好的教授。”媒体曾评价说：“威斯康辛大学对于农民来说，就像猪圈和农舍一样近在咫尺；对于工人来说，就像他们的工会大厅一样可以随时出入；对于制造商来说，大学的实验室随时为之开放。”威斯康辛大学开创的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被后人称之为“威斯康辛思想”。
（5）“让海龟们去干苦活，让人们去思考问题”的理念，使麻省理工学院跻身一流大学行列。
“让海龟们去干苦活，让人们去思考问题”，“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神”。这是研究麻省理工学院校史的学者弗兰西斯·怀德对这所世界著名大学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作为以工程教育为特色的大学，这种办学理念主要体现为不断探索培养与工业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正是这种理念促使麻省理工学院在20世纪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改革，使它获得并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桂冠。
20世纪20年代，空前的经济危机袭击着整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又面临一次新的困境。人们又重提与哈佛大学合并之事。以校友为主体的校董会，顶住了种种困难，分析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出现的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新趋势，美国工业发展对工程教育的新要求，决定聘请物理学家康普顿担任院长。康普顿上任以后，立即从哈佛大学聘请29岁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莱特任物理系主任，从斯坦福大学聘请技术物理学家哈理森任实验物理研究室主任，使理科从辅助地位，上升到与工科等同的教学与科研基地。正是这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重大决策及其实施，使麻省理工学院得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承担研制雷达等高新军事科学技术的重任，从而使麻省理工学院一跃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战争的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化趋势日益明显。据此麻省理工学院于1947年组成以吉里安院长为首的研究小组，研究新的办学方针和培养人才的模式。经过一年多的研究，于1948年提出著名的路易斯报告指出，人文社会科学也已成为职业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培养人们“能从两个焦点（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看事物”。接着麻省理工学院建立起与理、工等同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分院，使之成为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
到了20世纪80年代，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新要求，麻省理工学院又组成了以十六个学科的著名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小组，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历时数年，最后提出著名的报告：要求进行大工程教育，培养具有集成知识、系统方法的人才。这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领引世界工程教育的作用。
（6）创建硅谷造就了斯坦福大学的辉煌。
1885年创办的斯坦福大学，直到20世纪40年代仍是一所默默无闻的乡村学院。土库曼就任副校长后，提出新的办学理念：大学应是研究与发展的中心；现代工业发展最主要的资源是人不是物，应紧靠大学建立科技园区。正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他于1951年领导创办科技园区——即人们所赞不绝口的硅谷。正如评论家们所说：“斯坦福带动了硅谷电子工业的发展，而硅谷造就了斯坦福大学的辉煌。”
（7）“追踪CEO的想法”的办学理念，使凯洛格商学院与哈佛商学院齐名。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原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院。20世纪70年代中期，唐纳德·杰克布斯就任院长后，提出“追踪CEO的想法”，“及时满足企业的需求”的办学理念，大力进行改革，终于使这所商学院进入世界一流商学院的行列，有时排在哈佛商学院的前面。
（8）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使耶鲁成为世界青年向往的著名大学。
斯密特德校长，在1987年的迎新典礼上说：“我非常自豪地对你们说：你们就是大学！”与此相适应，为学生的发展营造了世界首屈一指的好环境，使这所在1701年创建时仅有一名校长、一名教师、一名学生的学校，发展成为青年们向往的学府。
（9）“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理念，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
蔡元培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理念，对北京大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聘请各种不同政治倾向和学派的著名学者云集，在学术上各抒己见、自由探讨，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校园学术气氛，为北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曾这样评价蔡元培的功绩：“蔡先生的一生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事实确实如此，蔡元培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通过改造旧北大使之成为一所著名的大学。
（10）“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理念，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显赫地位。
清华大学原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才设立大学部招收本科生。1931年上任的梅贻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阐述了他的办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8]正是这种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使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名师云集，睿才荟萃，群星灿烂。清华也随之成为我国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
2.经典的启示
回顾一流大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若干启示。
（1）创建一流大学首先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作指导。
所谓办学理念，是指人们对自己学校的定性、定位及职能的认识。即要把这所学校办成什么样的学校，怎样办成这样的学校。
办学理念对办学起着定向的作用，这对学校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办学者来讲，对学校进行任何重大的改革，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学校进行重新设计。这一设计是否成功，首要的就在于是否形成了明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办学理念。正如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重新确定大学的理念是首要的任务。”[9]办学理念的重要性，是使办学者不能老是重复过去，而要给予学校一个未来发展的远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远景作指引，在行动上就会是“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美国著名的教育家、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罗伯特·赫钦斯曾指出：“大学需要有一个目的，一个最终的远景，如果它有一个远景，校长就必须认出这一远景；如果没有远景就是无目标性，就会导致美国大学的极端混乱。”[10]
（2）先进的办学理念源于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以及对学校的正确定位。
教育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服务的，而人的发展也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的。因此，科学地分析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趋势及其对人才素质、对大学职能的新需求，是产生先进的办学理念的基础。
洪堡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办学理念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范海斯的“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威斯康辛思想产生于20世纪初叶的美国，都是适应它们各自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趋势的要求，因而既促使自身获得飞跃的发展，又引领整个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其先进性也正体现于此。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大背景，是有层次性的。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国家性的，还有地方性的等。这几个层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既制约着后者，但又要通过后者来体现。
与经济社会发展宏观大背景的层次性适应，高等学校也是有层次性的。先进的办学理念，往往既要体现全球性的宏观大背景的要求，又要体现国家的、地方的发展的要求。但不同层次的学校，其侧重点则是各异的。这就是学校的定位问题，是先进的办学理念所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因此，同是先进的办学理念，又因学校特点不同而各有特色。
当然，学校的层次性是可以转化的。范海斯任校长时的威斯康辛大学是定位在为州发展服务，但这种理念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于是它便领引美国和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3）先进的办学理念既有其体现社会发展要求的共性，又有因时代特征和学校特点的各异而有其不同的切入点。
牛津、剑桥追求学术性，埃利奥特主政哈佛大学从改变课程设置和培养人才模式为切入点，都具有鲜明的摆脱教会影响的特征。而斯坦福大学创造科技园区，西北大学凯洛德商学院提出“紧跟CEO的想法”“为企业发展服务”的理念，则是体现了现代社会“知识即行动的可能”的新知识观。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梅贻琦的“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都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各校存在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具有很强针对性的理念。一所高等学校，既是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又有其自身复杂的逻辑和历史。“要发展”是其共同的要求，但由于各个学校都有各自特殊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因而如何根据各自的主要矛盾，提出恰当的切入点，对其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几百年间，那些成为一流大学的先进办学理念，表述各不相同，但都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学校的实际而提炼出来的，可谓是“一矢中的”，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4）先进的办学理念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与时俱进的。
时代的进程是遵循一定规律的，为之服务的高等教育也是按其内在逻辑发展的。因而任何先进的办学理念，都既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因而既能促进当时该校的发展，又沉淀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因素。例如，洪堡大学开创的科学研究，威斯康星大学开创的社会服务等，都已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
但是，任何先进的办学理念，都不能使一个学校永葆一流，而必须与时俱进。因为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素质，以及它的社会职能，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决定的。社会在发展，如果还固守原来的理念，学校也就会停滞，甚至倒退。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也是有经验教训的。例如牛津、剑桥大学，追求学术性的办学理念曾创造了十分辉煌的历史。但是，到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商品的周期日益缩短的今天，如果仍固守原来的那种学术性理念就会成为继续发展的障碍。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近年来几次改变研究方向和改变遴选主任的条件等，都反映了它们要发展原有观念的努力。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几十年来，不断进行重大的改革，就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因而不断获得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