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学研究的概念
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是目前社会科学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尤其是质的研究者运用颇多的一种研究方法。在学界，学者们普遍认为民族志（ethnography，也叫人种志、人种学）研究是质的研究方法的重要起源，而民族志正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形式，在当代人类学研究的指称中，民族志基本等同于人类学研究。
（一）人类学和民族志：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概念
在阐述人类学研究应该如何运用之前，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厘清人类学、民族志和民族学等相关概念，尤其是前两者。在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概念常常是被混淆的两个概念，但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类学创立和发展的初期，人类学和民族学在概念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1]
通常来说，在西方学界，人类学研究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之分。广义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民族志、民族学。其中，体质人类学是早期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但体质人类学因为更多属于生物学的范畴，所以此类研究基本不属于社会科学关注的内容。民族志是指从事田野调查并对此进行描述的研究，而民族学则是指根据一手的民族志资料所做的综合研究。[2]
而狭义的人类学则主要指社会文化人类学，这也是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普遍运用的概念。而对于社会科学人类学的概念，不同国家的学者因为研究侧重点不一样，其对狭义人类学的叫法也不一样。比如，英国称之为社会人类学，这反映出英国对社会制度层次的人类学研究更感兴趣；而在美国则称之为文化人类学，强调的是中观或微观层面的对文化研究的关注。目前，国际学术界是趋向于用人类学的名称来代替民族学的名称，而且对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概念采取基本等同的态度。但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学者对民族学的界定，多是指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的学科，其内涵比欧美学者对民族学的定义要大得多，其外延和欧美学者对民族学的定义完全不同，这点要注意区别。
而本书所运用的人类学研究的概念，和狭义的人类学研究即英、美学者所推崇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是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学者在社会科学中所从事的人类学研究也都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另外，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其在学界的运用几乎被视为狭义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在社会科学的人类学研究中，学者只要号称从事的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几乎就是指其如何开展民族志。民族志作为狭义的人类学研究中最常见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形式和方法，和人类学研究的概念几乎可以等同，本文对两者也是采用等同视之的态度。
（二）人类学研究的特质
民族志往往被视为质的研究方法的重要起源，但在民族志诞生之前，社会科学一开始其实是崇尚运用实证的量的研究方法去解释和描述社会科学现象的，这一趋势与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的主张是一致的。在近代欧洲，物理学、生理医学、生物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日益兴起，致力于打破神学统治，提倡以经验和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其主张的是自然现象是一种不受人的主观价值影响而客观存在的研究逻辑。在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们看来，既然自然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是可以体现为一定的数学公式和数理统计模式来对自然现象进行描述和预测的。
自然科学研究强调自然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是可以重复验证的，是可以通过数理统计方法加以归纳并能对其他的同类现象进行预测的。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之后，自然科学的这种方法学逻辑开始在西欧的科学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其发展不但对工业生产与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的促进作用，也给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后来，孔德和斯宾塞等人倡导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的量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并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应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成熟地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精确的描述和预测，由此得出的概念和理论也应该能广泛运用于观察其他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在早期社会科学研究的提倡者们看来，社会科学必须依靠量的研究方法而成为从事客观研究的科学。
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发现，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完全有不一样的性质。许多社会现象及问题是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完全通过验证性的量的研究方法开展探索的。和自然现象的客观一致性不同，很多社会现象及问题是更加复杂的，不同的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千变万化，其形式也会随具体的情境而表现得大相径庭。既然如此，许多社会现象及其问题的研究不适合采用总结成为规律并加以推广的量的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研究，许多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都是独特的现象，这些现象有某些独特之处而不可复制，对于这种现象，人类学的研究者在使用民族志时，往往只能采用的是解释学方法来开展研究。解释学的方法是以共情与联想推断的分析式归纳为基础，其研究目标并不致力于总结和归纳所谓规律和客观理论，而是致力于描述、解释、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所具有的意义。这种质的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量的研究的方法学逻辑。
而对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民族志的开展强调的是要对人类学现象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强调研究者要从语音、图像等质性资料去再现现象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以及分析社会现象背后的意义建构。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完全置身于自然科学现象之外，强调自己对自然科学研究是客观、价值无涉的研究立场不同，质的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的研究强调，研究者本身也是一种研究的必要手段和工具，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现象的情感体验，对人类学现象的感同身受及其理解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学家看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现象都是同样重要的，研究者本身的经历、体验及其情感能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获得，人类学研究有其独特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完全不同于量的研究的解释学基础。[3]
整体而言，以民族志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其特质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点就是民族志强调研究的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强调研究的结论必须来源于研究者一手的研究资料，这些搜集资料的方法必须长期、细致而扎实，而田野调查正是开展民族志研究最主要的手段。关于田野调查的定义、特征和开展方式，笔者接下来在后文中会做进一步介绍，这里暂且不谈。
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第二点特质就是民族志所强调的文化研究的特质，许多人类学的研究者都认为文化特征是以民族志为主的人类学研究的根本特质。[4]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是塑造人类的生物性质，也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相比最显著的群体性质。[5] 因此，从事人类学研究必然要研究人类的文化，而民族志的研究就是要致力于详细、动态、融入情境地描述和分析人类群体的文化，尤其是要探索处于文化之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状态。[6] 总的来说，民族志的实质是要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体系，这种体系会表现为人们所持有的伦理、价值、世界观，以及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具体的行动，民族志就是要将这种文化体系中人们的观念及行为描述出来。[7]
以民族志为主要运用方式的人类学研究，其特质是一种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定性和人类学所采用的解释学的方法逻辑是分不开的。对于人类学的学者而言，他们需要去阐述和分析研究对象的人类群体所具有的特征，而对于从事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文化则是此种研究的必然切入点和分析点。美国最高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机构“人类学与教育委员会”机构就曾经在美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学会设立了12个分委员会，其中排第一的就是学校与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委员会。在12个分委会中，与文化相关的分委会还有文化、生态与教育，文化与教育未来的研究，文化的传递和继承的研究三个，由此可见文化分析与研究在教育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8]
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强调文化研究的特质，其主要意义在于强调研究者通过挖掘和分析隐藏在种种人类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可以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质真实、细致地反映在读者面前。我们看到的各种人类学现象，许多现象背后都有其独有的发展逻辑和意义建构，如果不通过详尽的田野调查去接触、了解这些现象，如果不通过细致的文化分析去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层次分析，我们对研究对象及其群体，尤其对于这些群体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是无法知晓，更是无法理解的。例如，马利诺夫斯基早期在新几内亚东边的若干个海岛进行研究时发现，在这些岛屿地区，存在着一种叫“库拉”的物品交换现象，整个马辛地区的岛屿都进行库拉物品的交换以致形成了所谓“库拉圈”。而库拉物品则专门指贝壳臂镯和贝片项圈这两样东西，群岛上不同族群的居民会定时交换库拉物品，其基本方式是用臂镯交换项圈，用项圈交换臂镯，臂镯会根据岛屿的方位以逆时针的方向流动交换，而项圈则以顺时针的方向流动交换。库拉物品本身并不实用，但岛屿居民却极为看重这些交换的物品及其交换方式。一般人对于这种文化现象是很难理解的，但马利诺夫斯基通过《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本经典的民族志告诉我们，库拉物品的交换过程是建立岛屿间居民彼此间的信任最重要的途径，通过库拉圈的交易，各岛屿居民可以建立彼此的相互信赖感，使其他顺带的物品交易成为可能，这也反映了各岛屿之间因为物资有限而彼此间需要依赖生存的交往策略。对于局外人而言，没有马利诺夫斯基对库拉圈文化的细致分析，我们是无法理解太平洋岛屿上的居民为什么对库拉圈交换如此重视的原因的，而人类学研究正是通过对文化现象进行挖掘和分析，告知读者这些现象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人类学研究者并不致力于去发现、探索社会现象中所具有的所谓客观存在的规律和规则，他们的任务是挖掘、分析和阐释社会现象背后人们所赋予它们的意义。对于立志于了解人类群体特点、特征的人类学研究而言，文化探究在其中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而这也正是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特质所在。
（三）从人类学的简要发展史来理解人类学的主张
要了解一件事物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它的历史发展来对其形成一个相对全面、完整的把握。接下来，笔者将以民族志为例对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读者更清楚这种研究的发展历程。
民族志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使用开始于西方国家早期的殖民时代。在这一时期，由于殖民活动的发生，一些原始族群及其部落开始走进西方殖民者的视野。对于殖民时代的西方白人征服者而言，他们之所以对这些原始族群和部落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原始的部落族群和白人社会一样，也是人类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也是人类进化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对这些原始族群进行研究，可以从中了解到人类发展的过程，从而能更好地认识白人文明社会是如何进化和演变的。
民族志被人类学家广泛运用是在19世纪中期左右，早期的民族志研究，学者们大多依靠的是一些从殖民地回来的人或者探险者所写的资料，因为现实条件所限，早期的民族志研究者无法到实地现场进行研究，这被视为该类研究的一大缺陷。在19世纪末，许多人类学研究者开始趋向于认为仅依靠二手资料是无法完整、真实地分析对象群体的，因为二手资料中的信息十分有限，研究者必须亲自深入当地的真实情境去开展研究调查，才能亲身接触到一手的信息，真实的体验使研究者能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更好地理解研究中的现象。于是，田野调查开始出现了，田野调查是新的民族志搜集资料方式的演变，它的出现也是科学人类学诞生的标志。[9]
早期民族志研究因为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而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进而奠定了人类学研究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从资料搜集方式的转变开始，进入20世纪后，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多样化也深刻地改变了该研究的发展轨迹。随着殖民时代的逐渐结束，未被认识的原始族群和部落越来越少，追求研究对象独特性的新鲜感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上半期，人类学研究的重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最早提倡在美国运用民族志对城市里的一些特殊人群进行研究，如黑人、移民和贫民窟中的穷人。至此，民族志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开始从刚开始时的“猎奇”逐渐转移到平常人群体，即使是对平常人的取样，人类学家仍然强调每一个研究对象的独特价值，并且认为这是民族志取样的重要依据。
而在研究关系的定位上，早年殖民时期的研究者猎奇般的“他者”心态开始被质疑，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时代的彻底结束，独立的民族国家越来越多地出现，政治民主化的氛围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倚重的主流价值观。而在人类学研究中，提倡尊重研究对象，强调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良性互动，强调研究者要从研究对象的立场来理解研究对象的研究关系也逐渐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流。[10]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类学研究带来了更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在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看来，民族志应更关注研究对象在研究中的地位，应更关注研究中研究关系的平等，他们强调要给予研究对象更多表达自己想法和态度的机会。近些年来，不少后现代视野的人类学研究更强调要务必使研究对象在研究中有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态度的可能。通过民族志，研究对象是可以让自己的存在被公众感知的，这种强调研究对象本身的存在意义及其对研究的重要性，使得人类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
[1] 马玉芳.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1～21.
[2] 何星亮.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J].民族研究，2006（5）：41～50.
[3] 李复新，瞿葆奎.教育人类学：理论与问题[J].教育研究，2003（10）：3～13.
[4] 王铭铭.人类学讲义稿[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201～202.
[5] 科塔克.文化人类学：欣赏文化差异[M].周云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
[6]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4～25.
[7] 王鉴.教育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J].民族研究，2008（2）：12～20.
[8] 苏日娜.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3）：25～28.
[9] 张红霞.教育科学研究方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362.
[10] 钟景迅.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及其研究方法反思：质化研究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J].高等教育研究，2013（3）：5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