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标
理解知识的基本概念，明晰知识的类型，了解知识的演进历程。
“依据哈佛大学谢弗勒的看法，知识论在讨论五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知识？何种知识最为可靠而重要？知识的来源为何？应如何追求知识？什么是传授知识最好的方法？”[1]本章讨论的正是谢弗勒命题中的一些问题。教育离不开知识，知识是教育的源泉和根本。知识的内涵、类型复杂而多样，其演进带有时代印痕。因此，明确知识的基本内涵，对知识的基本类型进行划分，了解知识的演进历程，就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知识的基本概念
所谓知识，在英文学界“多用episteme，泛指人的一切阅历、见闻与学习心得。具体包含着学识、智能、有系统的体系三个方面的含义”[2]，而关于知识的研究则是“episteme”与“logos”的结合，即“epistemology”，译为知识论，又译为认识论。
知识
知识是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交互作用过程中的观念成果。传统哲学中知识的定义为：能被充分证实的真的信念。而现代知识作为构念，和情感感性、情境氛围、主观意志发生了很多交融，知识的内涵变得模糊起来，在不同语境中知识拥有不同的语义要素。
在《说文解字》中“知，从口矢”。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从中可获得的信息有：第一，有其内容；第二，可外传；第三，了悟；第四，意向……‘识，常也，一曰知也，’段玉裁补充云，‘常，当为意字之误也……心有所存谓之意。’从中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有：第一，意味着记存于心；第二，与知同意。”[3]“知识的定义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知识通常以概念、判断、推理、假说、预见等五种形式和范畴体系表现自身的存在。人的认识（包括才能）属于人的认识范畴，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对现实的真实或歪曲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则从实践的社会性来了解知识的本质，把社会实践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和检验知识的标准……知识（精神性的东西）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或物化为某种劳动产品，可以交流和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4]
综上所述，“知识”的基本概念应该具备以下本质：首先，知识是一套系统的经验，不是任何信息都可以称为知识，不是任何个体经验都可以成为知识，任何知识都必须进行合理性辩护；其次，知识是一种被社会选择或组织化了的经验，是得到某种知识制度认可，并被整合到整个社会知识传统中去的个体经验和个体思想，它必须在宏观体系当中占有合法席位，在整体叙事中具有价值，即必须进行合法性确证才是知识；再次，知识是一种可以在主体间进行传播的经验，传播过程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但一定是可以通过模仿、学习的途径获得的；最后，知识是一种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行动效率、更好达成行动目的的经验，即能够发挥帮助人完成有目的的行动之功用的经验集合。
二、知识的类型
（一）感性认识—理性认识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关于知识类型的分类是理性主义的。以柏拉图、笛卡儿、康德等为代表。柏拉图将“知识”和“意见”相区分，认为“知识”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果，是人们对于事物“本质”的反映和表述，不同于人类感性认识所产生的“意见”。[5]笛卡儿认为由感官获得的知识是混乱的，是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只有由思想获得的知识才是清晰可靠的，是人类所独有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以及康德等也都强调知识构成中的逻辑成分及知识形成中的理性作用。
笛卡儿对感官认识的怀疑
笛卡儿在“知识”概念问题上，对感觉经验的可靠性持怀疑主义的态度。他举“蜂蜡”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蜂蜡有很多感觉特性，如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有花的香味，看起来有某种颜色、有一定大小和形状，摸起来还有一定的硬度和温度，等等。但是，当把这块蜂蜡靠近火的时候，这些属性就都改变了，尽管蜂蜡还在。笛卡尔就此得出结论：人们所感觉到的东西不是真正的蜂蜡，真正的蜂蜡是由广延性、柔韧性等性质构成，而这些性质不是由感官获得的，而是由思想获得的。
——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9.
这涉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人们对任何具体事物的认识，都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它是客观外界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人们通过眼、耳、鼻、舌、身等接触客观事物，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在发展中要经历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基本形式。感觉是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现象、表面的个别特性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最初的反映结果。知觉是把种种感觉综合形成的客观事物的整体形象，是对整个对象的反映。表象是过去感知的事物在记忆中的再现，表象是感性的认识中较高级的形式。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式，是人们凭借抽象思维把握到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内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以抽象性、间接性、普遍性为特征，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对象和内容。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经过思考、分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飞跃，它反映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理性认识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概念[6]，概念的形成表明认识已由感性思维直观上升到理性思维；二是判断[7]，它在逻辑形式上表现为概念之间的联系或关系；三是推理[8]，它反映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概念、判断和推理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概念是浓缩了的判断，判断是展开了的概念，推理则是判断之间矛盾的展开。同时，概念和判断又总是推理活动的结果。
人类的感觉经验所把握到的只能是认识对象的种种“现象”，人类的理性思维所把握到的则只能是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因此，便构成了人的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的矛盾：对人的感觉经验来说的“存在”，对人的理性思维来说却只能是“非存在”；反之，对人的理性思维来说的“存在”，对人的感觉经验来说也只能是“非存在”。感性“看不见”本质，理性“看不见”现象。[9]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相互包容，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哲学史上表现为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和经验论又各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唯理论和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感觉、知觉与表象
一种感觉只反映苹果的一个侧面，圆、红、大、硬或者甜。知觉则把对苹果的种种感觉综合起来，“一个大的、甜的、有一定硬度的红苹果”。表象是在记忆中再现过去的感知过的事物，眼前没有苹果，我们仍可以在头脑中产生苹果的形象。
（二）直接经验—间接经验
相对于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另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是经验主义的知识论。它反对任何先验的观点和范畴，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都是对外部世界各种联系的反映。例如，培根就认为，真正的知识就是对外界事物的忠实反映，观察和实验是获得这些知识的最可靠途径。洛克提出人的心灵如同一张白纸，没有任何先验的观念，所有的观念都是通过感觉得来的，感觉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通道，知识就是对两个观念之间“一致性”“相似性”或“因果性”的认识。
这就涉及另外两个概念——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指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而获得的知识；间接经验是指从书本或别人那里得来的知识。认识来源于实践，从亲身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直接经验。但是这种实践经验，对自己来说是直接经验，对别人来说就是间接经验，没有直接经验就没有间接经验。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所以，直接经验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学习间接经验的重要性，因为一个人的实践总是有限的，一切事情都靠自己直接经验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一个人所接受到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为了继承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学习外域的知识，接受间接经验是完全必要的。每代人都把前人的认识当作自己认识的起点，又都以自己的认识成果充实人类知识的宝库，作为下代人认识的基础。人类通过世世代代的知识积累和交流，推动着认识的发展。如果每一代人都摒弃前人的认识成果，一切都从头开始，那么人类的认识就会永远停留在原始的最低水平上，得不到发展和提高。因此，就个体而言，经验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而真正的经验——知识，都是从实践中获得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在实践中取得直接经验和虚心学习间接经验是一致的，缺一不可。
间接经验是他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要真正消化它，把它变成自己切实掌握的知识，就必须在实践中使用它。使用间接经验的过程，是加深理解的过程、深入学习的过程、实现认识目的的过程，发展、完善、丰富间接经验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在实践中把书本知识真正转化为实际知识，必须正确理解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正确处理参加实践和认真读书的关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关系上的三个误区
1.误区一：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认识的两个来源
认识的来源只有一个，即实践。直接经验是本人参加实践而获得的经验，间接经验是他人参加实践而获得的经验。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只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两种途径。
2.误区二：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可信
直接经验是一个人亲自参加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指实际知识；间接经验是一个人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书本知识。不管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都既包括感性认识，又包括理性认识，也都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3.误区三：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重要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重要。间接经验是人类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个人由于生命、精力、实践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事事亲身实践去获得知识；而且，从人类认识的发展看，每一代人都处于知识的承上启下的历史环节上，要在虚心学习前人留下的知识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总结出新的知识以发展认识。因此，间接经验对一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显性知识—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是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1958年提出的重要概念。按照波兰尼的理解，显性知识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最典型的是语言，也包括数学公式、各类图表、盲文、手势语、旗语等诸种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对，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是在行动中所蕴含的未被表述的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具有难以规范化的特点，不易传递给他人，深深地根植于行为本身和个体所处的环境，包括个体的思维模式、信仰观点和心智模式等。
哲学家语录
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
——Michael Polanyi.Study of Man，1958.转引自郁振华.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8期.
隐性知识的价值必须通过与显性知识的转化来实现，知识正是通过这种循环转化而形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知识创新过程。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历经四个循环阶段。[10]
1.社会化阶段
社会化阶段是指从个体的隐性知识到另一个体的隐性知识的传播过程。这是人类知识传播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方式。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我们不遗余力地将隐性知识通过信息技术显性化，但总有部分有价值的隐性知识难以实现转化，通过隐性知识的社会化阶段将隐性知识进行传递、共享及创新。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不使用语言也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隐性知识，如徒弟仅凭经验、模仿和实践就可以学会手艺。
2.外化阶段
外化阶段是通过类比、隐喻、假设、倾听和深度谈话等方式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是典型的知识创新过程。人们将自己的经验、知识转化为语言可以描述的内容，是从感性知识提升为理性知识，将经验转变为概念的过程。知识显性化的目的在于知识的共享，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或常规的知识才可以进行传播，深层次的知识则不易为他人获得。
3.组合阶段
该阶段是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是一个建立重复利用知识体系的过程。它重点强调的是信息采集、组织、管理、分析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信息是在不断聚合过程中产生新的理念。私人知识并不能直接共享，可以进行传递的仅仅是知识中的有关观点和信息。他人在接受信息后，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感知、理解和内化，然后才能形成自己的新知识。
4.内化阶段
内化意味着新创造的显性知识又转化为组织中其他成员的隐性知识。显性知识隐性化的目的在于实现知识的应用与创新。知识的应用与创新是知识管理的终极目标，组织能否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取决于组织能否充分利用组织的知识，能否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知识，进行知识的更新。经过内化阶段，组织竞争力得到提高，知识管理完成一个基本循环。
在上述四种转化过程中，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是核心，是知识生产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个人的隐性知识是新知识生产的核心。如何有效地激发个体的隐性知识，避免转化过程中的障碍，增加四种转化方式的互动作用，将影响新知识的产生水平。
（四）人文知识—科学知识
人文的含义来源于拉丁词“humanitas”（人性，教养）的英文词“humanity”。汉语的“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贲卦》中，“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及人文知识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以人的内在精神为基础、以文化传统为负载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作为知识文化，文科知识自从独立于自然科学以来，就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对象和含义。“人文”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世界：这里有人的参与，有精神的作用，有以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为主导的复杂现象，有与“物性”相牵连又相疏导的“人性”的多面孔的展现。卡西尔指出，人文领域的成果不是别的，不过是一种强化自身的人类行为的结晶。
汉语中“人文”的含义
1.作为某类存在物来讲，泛指人事，与人之外的自然现象相区别，是人本身或与人有关的种种现象，即与“自然景观”相对应的“人文景观”。
2.作为某类学问、知识讲，它和“科学”相对应，尤其和自然科学不同，因此形成“人文学科”。
3.作为某种倾向性的思想观点来讲，它与（现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等相联系，尤其是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形成一定的人类性分工之后，如果只偏重于后者，就难免或多或少地走向这种思想观点。
——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29.
科学是个外来词。19世纪末，日本人把“science”译成日文“科学”，意为“分科之学”，后被引用到中国一直沿用至今。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最早的科学知识一产生就专注于自然本身的运行。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爱奥尼亚首先创立原初形态的科学：关于基本元素的学说。亚里士多德最早对古代的科学知识进行了整理，也是最早对科学进行规定的人。他认为科学是一种从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的活动。科学的重要功能在于解释，科学解释就是从有关某种事实的知识过渡到关于这个事实的原因的知识。
一般而言，科学具有客观性、系统性、普遍性、精确性、预见性和探索性等基本特征，归结为一点则是其具有实证性。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事业，其最基本的使命是认识客观世界。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本质上是精神的、智力的活动，其成果是发展着的知识系统，科学活动的成果是一种精神产品，是对客观世界的理论表达，其最高价值在于求真，即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 mess）和有组织的怀疑（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11]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于希腊人而言远未达到的地步。在科学化的世界图景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思想的眼光永远不能脱离事物本身，应该如实地看待它们的影像。过去一事无成，它的方法、基础和结果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重新开始，使我们的头脑摆脱流传下来、因袭的偏见和意见……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归纳法为方法，发明的技术为目的。”[12]并强调“把得到的真理应用到人类的福利上，是始终要记在心里的目标”[13]。
科学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进步，“代表着一条抽象的思维能力迅速进步的指示线。他已导致具有最高完善性的纯粹理论结构……它已把人类的思维训练到能够理解以前几世纪中有教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逻辑关系”[14]，使得人类不断地从中学习到新的思维方法。科学的根本魅力在于将人们引入了“各种首尾一贯、秩序井然的对策符号系统和概念框架去理解和解释经验世界”[15]。
《谈谈方法》中探寻真理方法的四项基本原则
1.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
2.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3.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指导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他们设定一个次序。
4.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法]笛卡儿.谈谈方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6.
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双翼或双轮，哪一翼太弱也无法顺利起飞，哪一轮太小了亦不能平稳行驶。没有人文知识，科学知识是盲目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知识融入的人文知识是蹩脚的和虚浮的。因此，必须使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比翼齐飞，必须使它们并驾齐驱。（见表5-1）
表5-1 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比较[16]
三、知识的演进历程
考察知识的历程，特别是显性知识的发展历程，将不仅有助于对知识的理解，而且可为认识人类社会由传统经现代至后现代的进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17]
四大知识体系
中世纪末，世界上大致形成了四大文明圈：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与儒家文明。它们都有自己相对于更久远和个别文明的较为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如嵌入的编码知识、隐性知识和想象（特定神话等）。然而它们在达到各自扩张的极限后，就需要更具普遍性的知识来穿透文化间的壁垒。
（一）远古时期，只有隐性知识
在隐性知识中又包含有相对客观的部分和主观的部分，前者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后者有种种独特的甚至神秘的体验等，处于二者之间的是想象。在语言和文字形成后，在日常经验继续积累扩充的同时，也开始发生已有相对客观的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过程，出现了口诀，如木工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与农时气候有关的谚语，如“日晕风、月晕雨”，等等。
这些最初的显性知识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个别、零碎，彼此间没有联系；其二，处于表象的层面，只是对现象的描述，不知现象背后的实体，更不知现象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其三，带有或多或少的主观、拟人色彩，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四要素和四因说，中世纪的炼金术和炼丹术，文艺复兴初期哲学家的学说等；其四，这些编码知识往往用比喻、格言的方式表达出来。古人不仅通过哲学和科学来认识世界，“而且以诗的、艺术的形式去领悟世界”，在不同程度上还带有隐性知识和想象的印记。
（二）近代之后，一种不同于四大知识体系的新的知识体系兴起
这种知识体系具有如此巨大的穿透力，不仅能够越过海洋、山脉或沙漠的阻拦，而且能穿透地域和历史的重雾。这种新的知识体系主要由以下内容组成：科学、技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包含的理念与价值观、市场经济及其规则，以及以此为内容或背景的文学艺术作品，等等。
科学之所以能穿透屏障，是因为它提供了关于人类生成之前，至少是人成为社会中的人之前的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因而，对于各民族、对于四大知识体系基本上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影响。技术之所以能穿透屏障，是因为它背后的科学，并且以“黑箱”的形式存在和起作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包含的理念与价值观的穿透力，是因为它们符合人——不论其处于什么知识体系之中——的本性中最基本的底线：个人本位和对利益的追求。同期的文学艺术大师，从薄伽丘到歌德、巴扎克，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到莫扎特、贝多芬，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具有穿透力，首先在于揭示了人类的本性或者说具有“典型”性，因而不同于后现代的个性；其次，这些作品都具有基本的形式，即使浪漫主义的作品也是如此，因而既不同于古代没有共同标准的作品，也不同于后现代对形式的背叛或走向极端的形式主义。
（三）现代社会，知识不断扩展、更新
一方面，知识正在进一步扩展并提升其水平。首先，科学、经济学和启蒙运动的观念进一步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渗透到广大第三世界。其次，更重要的是，当代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的知识正在走向新的综合。随着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随着种种危机的加深，以及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在启蒙运动提出的有关个人的知识的基础上，将个人综合起来论述全人类的知识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如网络、克隆技术、人类的命运、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地位，等等。另一方面，知识在向其他领域渗透的过程中，正逐步与新的语境、新的生存背景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知识。新的语境和生存背景主要不再是自然，也不是与自然相分离、相对立的社会，而是自然与社会的融合；不再是传统和历史，也不是没有时间感的现在，而是目的和未来，同时又包含有对传统和历史的频频眷顾；更重要的是，不再止于部落或民族的语境和生存背景，而是既有个人又有由兴趣、爱好和习俗所形成的人群的语境和生存背景，同时又包含了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注。
所谓知识的演进，实际上核心探讨的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问题。人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在人类文明史不断地发展的过程中，在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知识。“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是极其丰富的，这既是因为世界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也是因为人类具有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主要包括：神话、常识、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和哲学等。正是由于人类以这些‘基本方式’去把握世界，才构成了人的‘神话世界’‘常识世界’‘宗教世界’‘艺术世界’‘伦理世界’‘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18]上述世界反映了人与世界的多种关系。“人类把握世界的概念体系既是纷繁复杂的，又是历史发展的。但是，从人类用以把握世界的概念框架的层次性上看，却可以从总体上区分为三个最基本的层次。这就是常识性质的概念框架、科学性质的概念框架和哲学性质的概念框架。”[19]人类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往往执着于真、善、美三个领域，如著名的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判断、判断力批判，也同样对应了真、善、美三个领域的人类探索世界的三类问题。但仔细分析，研究者发现：“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常识之‘真’即是‘真的’（不是假的），科学之‘真’是经过‘验证的’的‘普遍必然性’，而哲学之‘真’则是指‘思想的客观性’；常识之‘善’即是‘好的’，科学之‘善’是指行为对人和社会的正面效应，哲学之‘善’则是指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应然性’；常识之‘美’就是‘美的’，科学之‘美’是思想的合乎逻辑，哲学之‘美’则是‘是’与‘应当’的统一。”[20]“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为人们提供了三种不同性质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21]因此，在常识、科学、哲学三个思维框架下，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得到了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