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历史意义的事物即使被埋没多年，但到了一定的时候，还是会被人发掘出来，不至于完全被遗忘。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便是这类一度几乎被历史湮没，但今天却很有必要重新加以发掘和认识的高等教育机构。
抗战时期存在的西南联合大学，至今仍声名显赫，为人们津津乐道。但与之同时诞生的西北联合大学，命运却大不相同，相当长时期以来不仅一般人多没听说过，甚至许多高教研究界的人士都不知其名。然而，随着2012年举办首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以及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西北联大的文章之后，埋藏在历史深处的西北联大的教育记忆被重新唤醒。打开尘封的历史，刮垢磨光，人们发现西北联大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在。本文首先简要论述抗战时期的联合大学体制，继而分析首次全国统一招考时的西北联大和南郑（今汉中）考区，最后论述西北联大的独特命运与历史意义。
一、抗战时期的联合大学体制
西北联大要放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和整个联大体制的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加明晰地看出其特点与意义。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2]后来，长沙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3日，教育部下发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该《方案》规定：“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经费自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份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院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3]于是，西北联大经过艰难跋涉，翻越秦岭，迁到南郑（今汉中），西北联大各学院分布在南郑城区和城固县等地办学。
1938年7月，教育部指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西北工学院；西北联大农学院则迁往陕西武功，与当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成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8月，西北联合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大学，共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4个学院。不久，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又相继分别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文理、法商学院组成西北大学。1940年，西北师范学院开始逐渐迁往兰州，成为现今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
与当代出现的不少以“联合大学”为名的高校不同，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联合大学，体制独特，特色鲜明。当今的联合大学多是实质性的联合，有校长、副校长。抗战时期的联合大学则是“统分结合”的联合，其体制类似于联邦制的大学，或者类似于独联体的大学。例如，西南联合大学，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的名册上，已看不到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仅有西南联合大学。但原有的三校在西南联合大学之下，还保持一定的格局，只是三校越到后来界限越趋向于模糊。
抗战时期最著名的联合大学是西南联合大学，其次是西北联合大学，另外还有一所更被人们遗忘的联合大学是1942年1月才筹备的东南联合大学。该校在福建建阳，由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30多所公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联合组成。但是到1942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又决定东南联合大学归并到其他大学。因此东南大学筹建才一年，命途比西北联合大学更为多舛[4]，但其体制与西南、西北两个联合大学类同。
这种联大体制最高决策机构是校务委员会，由组建前各校校长出任常委。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西南联大有3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轻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两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合大学的实力支持。西安临时大学也不设校长，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4人为常委，由常委商决校务。西北联大沿袭西安临时大学制度，由校务委员会、常委商决校务，后来即使有校长，但地位仍不高于常委。这在现存的1939年颁发的西北联合大学毕业证书上，常委在前的排序上可以看出来。西北联大及其各学校主要是精神上的统一。在临时大学和联合大学期间，虽然西北联大有形式上的统一，但各院校还相对独立地组织教学活动。学生毕业时，发给的毕业证上，都有原有学校公章。1937年至1939年，西北联大毕业学生660余人，仍发给原校证书。[5]
抗战时期的联合大学有共同的校训、校歌、校徽。例如，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校歌是冯友兰作词、张清常作曲的《满江红》。1938年10月19日西北联大第四十五次校常委会议决议，以“公诚勤朴”为校训，并聘请黎锦熙教授撰写校歌歌词。因此，对外界而言，联合大学是一所大学；但对内而言，组建联合大学的各校还是有一定的分野，其体制就如西北联大校歌开头的四个字——“并序连黉”。
在西北联合大学分立为五校以后，虽然学校的独立性得到加强，但西北联大各子体之间还保持密切联系。最先分出的西北工学院与西北大学在近两年的时间共有一位校长。西北师范学院虽然在1939年8月名义上分出，但直到1944年11月完全迁兰州前，一直在城固与西北大学合班上课，90%以上的教授合聘，共用图书馆等教育资源。西北医学院1946年8月复与西北大学合并回迁西安。五校联合招生、联办先修班、联办社会教育、联合创建西北学会，甚至联合争取权益，对外共同发声。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的校训为大多数学校所承续，或直接继承（如西北大学），或演为“公诚勇毅”（西北工业大学）、“诚朴勇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6]直到1945年、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国立西北大学分批为西北联大二十七年度、二十八年度两届各院系160余名毕业生（借读生、转学生）换发毕业证，这些毕业证书同时加盖有西北联大四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的签章，学生所在学院的院长签章，以及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签章和教育部核审章，[7]表明分出各院校在更名七八年后，仍有精神上的联系。这种特殊时期形成的统分结合的联合办学体制值得深入研究。
二、首次全国统一招考时的西北联大
抗战时期高校大规模内迁，包括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是与政府“平时作战时看，战时作平时看”，大力保存和发展高等教育的方针密切相关的。组建西北联合大学，只是当时高等学校和知识精英战略大转移的一个部分。
现在对西北联大的研究，主要依靠留存下来的《西北联大校刊》等资料，包括新近出版的《西北联大史料汇编》等，多数是关于西北联大及其子体高校的具体史料。这里则从很少被人注意到的全国性的资料中，来考察西北联大的相关史实。
为适应战时需要，提高大学程度，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起实行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颁布《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命题及评分标准的规定》，教育部设统一招生委员会，在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重庆、昆明、南郑、延平、永康等地设立了12个招生区，各区按照规定标准命题，分科评卷，成绩送教育部，由部决定各处录取学生人数。该年参加统一招生的院校有22所。1939年改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参加的院校增至28所，1940年扩大到省立大学和独立学院，共有41所高校参加统一招考。后因抗战形势紧急，交通困难，1941年被迫中止了统一招生。统一招生考试只实行了3年，但就是在这3年中的头一年统考，也就是在1938年8月，正好是西北联大与刚分立出的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同时存在的那一年，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有关西北联大和南郑（现汉中市）考区的宝贵史料，可以从一个侧面对西北联大及其子体院校与其他国立大学作一比较考察。
完成1938年首次全国统一招生之后，统一招生委员会编写有《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相当全面而详细地记录了该次招考筹备经过、办理概况、各项章则、各项简要统计等，弥足珍贵。该报告办理概况“解释有关招生各项法规”部分，专门提到的第一个问题“解释各招生处可否设分处”、第四个问题“解释清寒及服务证明可否补缴”、第七个问题“有北京字样证书准否报名”，都是专门以西北联大和南郑考区的事例为例。
由于西北联大设在南郑，使相当僻远、交通不便的南郑成为一个高等教育的重镇，也因此在1938年以后的几年，全国统一招生都在南郑设立专门的考区。在首次统一招考筹备过程中，“国立西北联大电询，关于陕西省教育厅请于西安设招考分处一节，可否，请核覆。经电复，毋庸设招生分处”[8]。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否定了陕西省教育厅请于省会西安设招考分处的要求，维持只在南郑设陕西省唯一的统考地点的格局，同时说明南郑在当时的高等教育方面具有特殊地位。以此示例，全国其他11个考区也不设招生分处。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在解释有关招生各项法规方面还提到：“南郑招生委员会，电询清寒及服务证明书可否补缴，经电复，清寒证明书及服务证明书可于录取后补缴。”“南郑招生委员会，电询有北京字样证书准否报名，经电复，有‘北京’字样证书，如非伪组织验印或发给者，应准报名。有疑问时，可于报名单注明。”[9]说明当时有一些北京沦陷区来南郑报考的学生，从中也可见南郑招生委员会是一个积极而认真工作的招生委员会。也正是因为在南郑设立考区，使原先默默无闻的南郑成为全国著名的一个地区。
《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有关招生考试的统计数据特别珍贵。先看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较表。（见表1）
表1 1938年统一招生应考生与录取生之资格表[10]
上表所列11119人是各考区总计实际应考人数。根据该《报告》所记，各考区开始的报名总人数为12008人，各考区都多于应考人数，如南郑区应考人数是533名，但起初的报名人数是572名。以各考区中等学校毕业应考者的录取率相比较，南郑考区466名中等学校毕业应考，录取了290人，百分比为62.33%，录取率为各考区最高。
该《报告》还记载：“应考与录取人数之比较：应考生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九人，录取生五千四百六十人，其录取百分比为四九·一一。就试区比较，以南郑百分比为最高，计六〇·一二。永康次之，为五八·六四。以昆明为最少，计为四二·七八。”[11]由此看来，抗战时期汉中地区虽然交通不便，但偏僻的南郑考区表现却相当突出，录取率最高。
再看首次全国统一招考各高校录取情况。（见表2）
表2 1938年统一招生分发各院校考试录取及免试保送人数表[12]
续表
上表中西北联大录取422人，已经不算少，若加上刚刚分立的西北工学院299人、西北农学院254人，总数达975人。在高等教育高度精英化的民国时期，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由此可见，西北联大及其子体院校对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过相当大的贡献。表2基本上是按大学重要程度排序，也可见当时西北联大的地位仅次于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
1938年度统一招生试题由各考区聘请委员会命拟，虽有教育部订命题标准，但题目各区不同，评阅更难一致，因此1939年改为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并设15个考区。然而，因为交通不便的关系，仍无法集中一处评阅试卷，于是改由所在地国立大学或国立学院负责。“其所在地无国立大学者，送至附近区评阅，如兰州、镇平两区归南郑区阅卷。”[13]仅此一例，便可见在1939年的时候，因为有西北联大的存在，南郑仍然是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实际上包括整个抗战时期，南郑（今汉中）都是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
三、西北联大的独特命运与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中国高等教育布局的均衡化起过重要的作用。根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和《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民国时期全国最多共设过国立大学32所，其中北京3所，上海4所，江苏、天津、浙江各2所，吉林、辽宁、湖北、山西、陕西、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江西、重庆、安徽、山东、河南、贵州、甘肃、福建、云南、台湾各1所。[14]抗战时期新设或改为国立的大学有东北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1937）、云南大学（1938）、西北大学、广西大学（1939）、中正大学（1940）、复旦大学、河南大学、贵州大学（1942）、山西大学、英士大学（1943）、重庆大学（1944）13所，抗战胜利当年和次年新设或改为国立的大学就有台湾大学（1945）、北洋大学、南开大学、长春大学、安徽大学、兰州大学（1946）6所。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导致国立大学分布相对均衡化。抗战胜利复员后，一些国立学院改为国立大学，或由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如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安徽大学、台湾大学等。若加上国立的独立学院，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与胜利后的复员，对中国高等教育布局的均衡化的作用就更大。其中三所高校内迁组建西北联合大学并促进西北高等教育发展，就是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导致国立大学分布相对均衡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西南联合大学在当今中国赫赫有名，而与之同时诞生的西北联合大学以往却较少人知道。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联合建校母体不同。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当时中国最好的3所大学组建而成，这3所大学原来都已声名卓著。相比之下，西北联大是在几所专门性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原有的基础不一样。虽然西北联大也会聚了全国大批著名的学者教授，如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文学家许寿裳，哲学家李达，政治活动家许德珩、罗章龙，翻译家曹靖华，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但跟西南联大壮观的人才名单相比，毕竟还略逊一筹。
第二，西北联大存在时间偏短。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西南联大在滇办学整整8年，若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间长达近9年。而西北联合大学连同西安临时大学一起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整的“联合大学”只有从1938年4月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到1938年7月分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的4个月时间，因而不可能做出像存在八九年之久的西南联大那样的成就来。真正以西北联大名义毕业的学生只有一两届，人数不多，而其他分立后非以“西北联大”名义的院校师生相对西南联大的而言，对联大比较少认同感。
第三，西北联大受政治影响较大。由于当时的西北联大所在地——西安、汉中等地距离解放区延安较近，时有学潮，国民党政府担心大学受共产党的影响，对西北联大严加控制，最终在成立不久又将其拆散，重组为四所专门性学院。加上组建的部分高校领导人不够和谐，内部也有分立的想法，更是促进了解散的进程。西南联大比较具有学术自由的风气，国民党政府也想方设法加以控制，但当时的昆明远离政治中心，且西南联大内部比较团结，因此得以长期保存下来。
第四，历史容易将同类事件中相对次要的部分遗忘。历史就像一位老练的编辑，往往突出同类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次要的部分或者被舍去，或者有意无意被遗忘。在西南联合大学成就辉煌、占据人们历史记忆的情况下，很少人会去注意抗战期间还有西北联合大学。[15]其实，抗战时期另外一所同样被人们遗忘的东南联合大学，筹备或存在的时间更短，所以现今更少人知晓。
第五，以往对西北联大的历史重视和发掘不够。西南联合大学之所以广为人知，原因之一就是后来复原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有许多人回忆西南联大历史，出版了大量论著，津津乐道当年的办学故事，或者深入分析历史细节，不断重复一些学术佳话，于是西南联大的历史显得更加辉煌。在人们追慕怀想的过程中，有些历史得到一定程度的放大，出现了顾颉刚所指出的“层累历史”的现象。而西北联大的历史以往或者认为不重要，或者讳莫如深，基本上被忽视，也没有人系统整理过基本的史料，很少人研究，更少人宣传，因而基本上被大众遗忘。
历史需要回顾，需要复原，需要书写，同时也需要诉说，需要演绎，或许还需要层累。今天人们将目光重新投注到西北联大历史的时候，发觉西北联大也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多出一些史料集，多出一些回忆录，多发表一些文章，西北联大的历史便会部分回到当代人的视野中来。
确实，就严格意义的西北联大名称存在时间很短，不过一年多，似乎是昙花一现。但西北联大的名称停用，并不意味着西北联大的实体消失，而是分立发展。当时改组西北联大的一个原因是使各分立的学院“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16]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北大学由汉中迁往西安。西北工学院则在抗战胜利后迁至咸阳，后再迁往西安，即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几乎全部北归不同，西北联大的子体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国立西北五校。目前中国有十来所大学的历史与西北联大相关，西北联大在西北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西北联大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中国高等学校区域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演化的重要转折，将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蓄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17]
衡量一个机构或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时间长度，还在于其生存宽度与生长高度，尤其在于是否薪火相传，生命得到延续和光大。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许多高等学校没能存续下来，民国时期曾经出现后来又消失的高等学校比存留下来的还更多，有不少已经消失的高校仍值得研究。虽然西北联大存在时间不长，且不如西南联大著名，但她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且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西北联大的组建构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破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长期落后的状态，西北联大是中国高等学校布局由沿海向西北扩展的重要环节和载体，是20世纪50年代高校西迁的先导，是当今西部大开发的文化、教育和历史资源之一。
同时应该认识到，与西南联大相比，西北联大命运不佳，有其自身内在原因，是显得略微逊色，但也正是由于与西南联大相比较，或者至少在校名、组建时间和体制等方面可以和西南联大相提并论，西北联大才更容易引起当今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8]西北联大留下了巨大的教育遗产，还有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代还有其独特的价值。抗战时期绝大多数高校师生都有一种爱国自强奋发向上的精神，西北联大也是如此。这虽然不是西北联大所独有的，但在抗战艰苦的条件下卓绝奋斗，弦歌不绝，在西北高等教育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也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与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人们敬始追远，回顾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考虑均衡全国高等教育布局的时候，自然会追溯到西北联大的历史。相信再度走入国人视野的西北联大，必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 本文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9期。
[2] 教育部：《第16696号令》（1937年9月10日），《西安临大校刊》1937年第1期。
[3]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4] 此外，还有一些教会大学在西迁的过程中也自动联合办学，如华西协和大学接纳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四所教会大学，华西坝上出现了“五大学”联合办学的情况，但与联合大学体制还是有所不同。
[5]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
[6]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7] 编者：《西北联大学生毕业证书教部验印发还一部待领》，《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7年（复刊29），第12～13页。
[8] 《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5836。参见杨学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9] 《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5836。参见杨学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10] 《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5836。参见杨学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
[11] 《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5836。参见杨学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4页。
[12] 《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号五，案卷号5836。参见杨学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8～219页。
[13]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第一章《概述》所载《专科以上学校历年招生概况》“二十八年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533页。
[14] 刘海峰、李木洲：《教育部直属院校应分布至所有省区》，《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
[15] 刘海峰：《西北联合大学的命运》，《中国教育报》2012年5月7日。
[16]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17] 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历史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8]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