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子沟通的三层次模型含义及其合理性
本书在综述以往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在系统论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亲子沟通的三层次模型。该模型包括对沟通者沟通能力和倾向、亲子沟通质量、亲子沟通系统三个层面，描述了家庭中亲子沟通的全貌，弥补了已有研究单独考察沟通能力，或者片面强调父母教育一致性对儿童发展影响等缺陷。
在这个模型中，基本的假定是：亲子沟通是一个系统，因此，对这个系统的考察必须遵循系统论的思想（Belsky，1981; Pillari，Newsome，1998; Olson，2003; Zastrow & Kirst-Ashman，2001），主要包括：（1）重视要素层面，也重视要素的关联。具体到亲子沟通上，既要测量沟通者的能力，也要考察沟通者构成的沟通关系的质量。（2）等级化的结构。即，要素的关联构成关系，关系的关联构成系统，我们正是在这三个层次上考察亲子沟通。（3）重视系统不同层面的关联。也就是要分析亲子沟通的要素层面和关系层面的相互制约问题。例如，考察个体沟通能力如何影响沟通质量，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的质量，如何影响二者的协调。（4）就一个沟通过程本身而言，它也属于一个系统，沟通至少是双方的，双方的重要性都要考虑，而不是像以往的研究（如Barrett et al.，2005; Greco & Morris，2002; Ritchie & Fitzpatrick，1990; Rubin et al.，2001; Siqueland et al.，1996）过分强调了亲子沟通中的父母，而忽略了对儿童的关注。
下面将结合本书具体结果及以往研究的重要结论，阐述我们的亲子沟通的三层次模型的合理性。
第一，在元素层面，模型主要关注家庭成员沟通能力及成员间的能力匹配。对个体亲子沟通的关注，源于我们对亲子沟通的界定。套用现有的关于家庭沟通的定义（Epstein，Bishop，Ryan，Miller，& Keitner，1993），我们将亲子沟通界定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信息交换过程。沟通发生的基本条件是父亲、母亲、儿童三者必要的沟通能力。在信息交换意义上，沟通涉及信息的输出和接受，因此，个体沟通能力可以区分成表达能力和倾听能力。我们具体从表达的主动性、清晰性和策略性三个角度衡量表达能力，从开放性和人际敏感性两个角度衡量倾听能力。所谓表达能力高的个体，应该能主动发起谈话，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策略地表达复杂的或棘手的观点，并且对对方有良好的人际敏感性，能以开放的态度倾听对方的想法，了解其意图。这些衡量沟通能力的角度可以从现有的一些研究中（如Lucchetti et al.，2002; McCarty & Doyle，2001）找到印证，也为本书验证性因素分析和观察结果所支持。
亲子沟通与儿童学业成就第六章 用亲子沟通解读儿童的学业成就以往有研究者强调家庭成员沟通能力对沟通质量、亲子关系的影响。例如，Olson（1982）提出家庭功能理论就强调家庭成员较强的沟通能力是实现良好家庭功能的保障，并以该理论为基础专门编制了测量家庭成员沟通能力的工具（1982，2003）。其他一些测量亲子沟通模式的工具中也有一些实际测量个体沟通能力的项目，如许多量表中有关个体倾听能力（McCarty & Doyle，2001; Lucchetti et al.，2002）、表达中的情感控制能力（McCarty & Doyle，2001）、人际敏感性（Lucchetti et al.，2002）、清晰表达观点的能力和技巧（Bienvenu，1969）等的描述。不过，这些工具所涉及的沟通能力大多会因测量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异。例如，它们中的多数侧重考查父母表达方面的能力，如情绪控制和表达清晰性，而更多地将倾听理解和自我表白等作为儿童的能力和倾向来分析。这种对不同沟通主体沟通能力关注点的差异仍然源自研究者对家庭关系等级结构的基本假设。等级结构预设了父母和儿童的角色和地位，规定了父母表达观点和情绪的权力以及儿童倾听和服从的义务，因此，相应的理论阐述和工具测量就按照这种角色分配，关注父母和儿童不同的沟通能力。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家庭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亲子关系等级性正在逐渐弱化而代之以对等地位，甚至是反向的等级关系。在这种社会现实背景下，我们关于家庭系统和网络结构的假设强调父母和子女是平等而独立的沟通主体，他们在沟通能力上可能有高下之分，但在能力的使用上不存在因角色而产生的限制。或许，现实的亲子沟通确实存在等级和限制，但在沟通能力的研究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沟通各方可能的能力表现，而不能简单假定沟通就是“父母说，孩子听”。
沟通本质上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性特征在本书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亲子沟通中存在两个沟通主体，必须同时考察这两个主体的沟通能力。第二个方面，即对家庭中各沟通主体能力的考察也必须是双向的，既关注其积极主动的表达能力，又重视其外显行为较少的倾听和理解能力。这为下一步考察因沟通能力差异，或不同沟通能力的匹配而形成的不同沟通关系和模式提供基础。
第二，在关系层面，我们的模型主要关注亲子沟通质量。上面所讲的个体沟通能力仅是有效沟通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为沟通作为一个系统，其功能是否充分，沟通是否有效，反映了系统的整体特性，它受到元素特征的影响，但具有超越元素的整体属性。因此，我们并不能假定，父母和儿童都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就一定带来高质量的沟通。可见，亲子沟通质量是父母和子女在实际沟通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越元素层面的沟通能力、超越具体行为的、稳定的关系模式。
要衡量沟通的有效性，需要依据沟通的目的而定，我们的模型认为沟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要么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或处理具体事务，要么是为了发展情感或维系人际关系，总之，要么是“指向物的”，要么是“指向人的”。由此，我们从问题指向和关系指向这两个角度衡量沟通质量的高低，能达成这两个目的的沟通就是好的沟通。或许，不同家庭的沟通或不同情况下的沟通在目的上各有侧重，可以根据这两个维度方便地做出类型学划分，以更精致地描述每个家庭的沟通特点。这种对沟通目的区分得到以往有关家庭功能（如Olson，1982，2003）和亲子沟通研究（如McLeod & Chaffee，1972; Ritchie & Fitzpatrick，1990）的支持。例如，黄光国（2005）将人际关系划分为侧重问题解决的工具性关系和侧重发展人际关系的情感性关系两种类型；Olson等人（1985，2003）用家庭成员关系亲密度和家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两个维度来刻画家庭功能；McMaster提出问题解决和情感介入都属于家庭的基本功能（Galvin，Bylund & Brommel，2004）；有关教养行为和亲子沟通行为的研究更是将情感支持（也称为温情）和行为控制（Baumrind，1971; Rubin et al.，2001）两个维度作为分析亲子沟通的基本框架；性别角色差异的相关研究也指出男性更看重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而女性则更关注沟通中情感的共鸣及对相互关系的促进。
亲子沟通的三层次模型提出两种沟通目的的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即两种沟通目的的达成通常表现出父子和母子之间不同的关系模式。因为在每个家庭中，成员通过多次沟通而逐渐形成一套关于自我、他人（父母或子女）和亲子关系的独特意义。这种意义可以划定人际界限，决定谁和谁何时会发生有关什么内容的沟通，最终的沟通效果如何。例如，某个家庭中的沟通关系模式可能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咨询和问题解决关系，儿子只有在面临需要解决而无法独自应对的问题时才会寻求与父亲的沟通。沟通模式能预测、限制成员沟通行为，创造秩序；同时，通过反馈，成员的具体沟通行为也不断保持或改变旧模式，创造新模式。
这种沟通模式本来是目前大多数亲子沟通理论或模型强调的重点，但这些研究在沟通功能上通常不对父亲和母亲做出区分，而将他们同样视为亲子沟通中的话语权威，假定他们遵循相同的沟通模式。而实际上，在许多文化中父亲和母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分别满足儿童发展的不同方面的需求（Serewicz，Dickson & Morrison，2007）。已有研究（Galvin，Bylund & Brommel，2004）表明，家庭中的沟通模式或沟通规则会因父母角色不同而异。例如，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角色分工可能会影响父母在亲子沟通中的角色定位，从而影响其沟通模式；再如，父亲对女儿行为的劝诫和要求一般都是通过母亲去传达的（俞国良，辛自强，2004）。
同样，儿童对父亲和母亲的角色理解也不同，对父子与母子沟通的期望也不同，他们面临问题时会根据问题的性质确定沟通对象（Winkelman，2006; Eisenberg et al.，2006; Wyckoff et al.，2008）。例如，生活与交友问题通常与母亲沟通，而工作意向、学业规划则、时事政治与父亲讨论。因此，以往理论不区分父母角色而提出统一的亲子沟通模式不能体现生活中真实的亲子沟通状况，所以，我们的模型在关系层面的亲子沟通中，区分出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并假设两种关系中沟通的主题、目的和衡量沟通质量的标准可能不同。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家庭中确实存在明确的父母分工，而且这种分工也被儿童认可，儿童针对不同的问题寻求与“适当对象”（父亲或母亲）的沟通。
相应地，我们的模型也从两个方面衡量亲子沟通的质量：（1）沟通是否成功地解决问题或为成功解决问题做出贡献；（2）沟通是否增强了亲子双方的情感联系，促进了亲子关系。当区别出父子和母子两个子系统的沟通，并从问题解决和关系发展两个角度同时衡量这两种亲子关系下的沟通时，我们就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沟通模式和质量了。例如，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母子在关系指向的沟通上效果最好，问题指向的沟通稍差，但均优于父子沟通。而到了青少年期或临近毕业和工作时，这种沟通目的和质量上的差异还可能受到儿童性别的影响，父子和母子沟通状况可能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检验这样的假设：青少年期，母子和父子沟通目的或功能上的差异加大，母亲和儿童的沟通更多的是以促进情感和关系发展为目的，而父亲与儿童的沟通则主要围绕问题解决。当然，这只是个有待检验的假设，不过我们的理论框架和测量工具为其检验提供了可能。
第三，在系统层面，主要关注上面所区分的父子和母子沟通的协调问题，是从家庭系统的整体层面考察亲子沟通的情况。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应该重视二者的关系，然而，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直接文献很少。有文化心理学家（Super & Harkness，2002）就强调了这种系统关系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例如，他们提出了“同时性冗余”（contemporary redundancy）的概念，用于指在发展的同一个时期里环境的不同部分的相似影响互相强化性地重复发生。也就是说，某些积极影响的叠加和重复。事实上，在家庭中，两种“亲子对”的沟通，也存在效应是否一致或可否累加的问题，由此对儿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如果两种沟通的作用力都是相同的，则可能更好地达成效果，反之则事倍而功半。因此，我们专门从沟通中父母地位的平衡性和观点的一致性两个角度考察了这两种沟通的协调程度。
其实，有关教养方式的研究中很早就开始教养一致性问题，认为教养观念和行为的一致性是超越具体教养方式而对儿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变量（Lange，Blonk & Wiers，1998）。有关教养一致性的实证研究也得出相对统一的结论：父母教养观念、行为的一致性对儿童各方面发展都有积极促进作用（Parke，2004）。亲子沟通中的一致性问题是教养一致性的典型体现，但是它超越具体沟通行为和单一沟通关系的特点导致沟通研究者对它的忽视，而也恰恰是其超越具体行为和关系的特点使它具有对亲子沟通效果特殊的解释力。因此，我们借用一致性概念来描述亲子沟通系统的整体特征。
此外，在亲子沟通中父母所起作用大小可能不同，即两种沟通关系是不平衡的。例如，儿童更多与母亲分享感受、信息和观念，而较少和父亲讨论问题，表明其家庭沟通中母亲地位更重要。不平衡性本质上呈现了家庭中两种沟通关系涉及的三个成员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模式，如母亲与儿童是否形成联盟，家庭中代际界限是否清晰，父母中的一方是否对亲子沟通过度卷入，亲子沟通中的冲突是否发生转移等。家庭系统治疗理论（尼科尔斯，施瓦茨，2005）就专门关注家庭成员之间人际关系模式所构成的动力系统对家庭或个体发展的影响，他们提出了“三角关系”“三角冲突”等概念作为分析家庭关系的视角。在家庭中，当三人之间的关系强度不同时，会出现“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从而形成不平衡的家庭关系，可能引发个体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父子、母子两种沟通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两种沟通关系各自关联强度、性质的差异可能决定了家庭中能量流动的方向，是家庭特定沟通模式形成的动力。所以，这种三角关系的不平衡性能够较好地描述家庭系统中三个成员沟通的动力特征。所以，模型将父子和母子沟通的平衡性也作为两者协调性的测量内容。
这样，模型在系统层面的基本假定就是，好的亲子沟通不仅要看父子沟通或者母子沟通本身，还要看二者的关系。例如，在研究中发现，很多差生家庭，存在父亲角色隐性缺失，这些家庭不是单亲家庭，但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根本不存在父子沟通；而在父亲和母亲角色都存在的家庭里，二者的作用却未必一致，差生家庭的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往往存在很高的不一致性。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从元素、关系和系统这三个层面理解亲子沟通，但三个层面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例如，在家庭中每个成员的沟通能力和家庭角色部分决定了他们的沟通模式，而父子和母子子系统在沟通中较高的一致性增强了沟通效果，削弱了不良沟通模式的影响；但两个子系统之间作用的不平衡将限制个体沟通能力的发挥，增强现有不良沟通模式的作用。因此，在这个子系统相互嵌套形成的复杂相互作用模式中，对亲子沟通状况的考察应该同时考虑三个层面的变量状态。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我们编制了“亲子沟通量表”，在经历了预测、修订和正式施测之后，量表获得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已经基本符合测量学的要求，从而成为本研究的基本工具，也可以供今后的同类研究使用。工具的编制使得上述理论模型有了载体，也获得了检验——这个三层次的亲子沟通模型，可以作为量表的合理的理论构想。
这里要说明的是，采用量表测量通常只能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或特质意义上的亲子沟通状况，不一定能反映特定情境下的具体沟通行为。从测试内容上来讲，该量表也没有给出沟通的话题、任务情景之类的限制，对于这些情况下沟通行为更精细的刻画，仍然有赖于实验法、观察法和访谈法的运用。亲子沟通既有稳定的、一般性的特点，也有情境性的、专门性的特点，对于后者量表的作用有限。这正是本研究中还进行大量观察研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