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验证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的过程中，本书在文献综述基础上结合研究主题在方法论上作如下思考，并按照这一思路组织和设计本书的三个研究。
第一，在概念层面，将亲子沟通既定义为一种典型的、一般的、稳定的沟通模式，也定义为任务指向的具体的、双向的、序列化的沟通行为。因此，本书在第四章中设计了量的和质的两个子研究：一个对亲子沟通模式进行考察；另一个从具体亲子沟通行为中发现一般模式，以达到从一般和特殊两个角度考察亲子沟通特点的目的。
本书对亲子沟通概念的区分与以往有关父母教养方式的已有理论和研究一致。研究者提出教养风格背景模型，区分了教养风格和特定的教养实践，认为教养风格指无论具体行为内容是什么都可以被辨认出来的一般行为特征。例如，一个善于鼓励言语交流和讨论、重视决策背后的推理过程的母亲，无论言语交流的内容是什么，所解释的决策是什么，其风格不变。而教养实践则特指父母具体的教育行为。Darling和Steinberg（1993）认为虽然教养风格和教养实践都受父母教养目标、价值观和角色定位的影响，但两者通过不同的过程影响儿童的发展。教养实践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如举止、学业表现）和个性发展（如价值观或自尊），“是父母直接帮助孩子达到他们的社会化目标的机制”（Darling & Steinberg，1993）；而教养风格通过改变教养实践的有效性和儿童对父母价值观和意愿的开放性来间接影响儿童发展。
此外，正如第一章的综述所言，以往实证研究中对亲子沟通的操作定义也存在定义为一般沟通模式和具体沟通行为的分歧。因此，我们认为亲子沟通在概念层面确实表现出“风格”和“实践”的双重含义。其中，父母与孩子就某个主题所进行的言语与非言语交流属于实践层面的具体沟通行为，而那些沟通行为中所体现出的稳定的风格或模式，即为一般亲子沟通模式。本书结果也支持我们对亲子沟通概念的区分。例如，第四章中对被试亲子沟通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差生父母的开放性低于其他儿童父母，同时，差生自身的主动性也明显比其他儿童差。这是沟通模式在元素层面的测量结果。当我们将儿童及其父母放入具体的沟通任务背景中考察其具体沟通行为时，发现儿童和父母沟通能力上的差异不是两个独立现象，而是反映了沟通对象能力之间的匹配关系，如主动与退缩、支配与反抗、敏感与迟钝等，它蕴含了亲子之间权力关系及这种权力关系对两者互动模式的影响。这一结果是对前面一般沟通模式研究的有力补充。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我们综合使用量表法和观察法。前者适合考察一般的亲子沟通模式，后者适用于了解认知和学业任务背景下的沟通行为及其发生条件，发现亲子沟通模式在问题解决中的建构过程。本书对两种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一方面与我们对亲子沟通概念的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以往亲子沟通研究的通用方式一致。在亲子沟通研究中，亲子沟通模式的考察一般采用问卷或量表法：在问卷或量表中要求儿童或父母在类似“特质”的项目陈述上判断他们通常进行亲子沟通的方式，以及在沟通中所建立的沟通关系模式。而具体亲子沟通行为研究，则通过直接观察父母和儿童在某种任务情境下具体沟通行为来发现沟通目标达成的方式和沟通特点，甚至从中勘查到稳定的沟通模式。因此，从研究方法和思路上看，两类研究一个是“自上而下”地用模型和量表中既定的理论构念考察具体家庭沟通情况；另一个则是采用观察法“自下而上”地从具体行为中概括、发现沟通模式。研究中同时应用两种方法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全面了解被试亲子沟通状况。Reiss （1989）在论述家庭功能时曾明确指出通过量表和问卷我们所了解的仅是“表征的家庭”，是处于父母和儿童意识层面，能够做出言语评价和概括的，而研究者通过观察所获得的反映“实践的家庭”信息则可能蕴含了许多被试自己没有意识到或无法表达的自动化的行为和模式。因此，只有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时收集这两类信息才能帮助我们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亲子沟通。
第三，在研究范式上，侧重采用不同学业成绩儿童的对比研究模式，以寻找认知发展和学业成就的家庭根源。以往临床心理学和学校心理学对特殊群体，包括差生或学习不良儿童的研究都采用对比研究范式。例如，Greco和Morris（2002）考察焦虑儿童和正常儿童、有能力儿童亲子沟通行为；Root和Jenkins（2005）比较攻击型幼儿与正常儿童、有能力儿童亲子沟通行为差异；俞国良等（2000）对学习不良和一般儿童家庭功能的比较研究；刘颂、刘全礼（2007）对学习困难和学习优秀儿童家庭教育资源的比较；雷雳等（雷雳，2000; 雷雳等，2001）对学习不良儿童和一般儿童父母教养方式的对比研究。采用这种对比研究范式更容易发现特殊群体在研究者所关心的特质方面的独特性。
本研究也采用对比研究模式研究学业成绩优秀、一般和较差三组儿童亲子沟通模式。结果发现在沟通的许多方面，如沟通能力、亲子沟通类型、父子与母子沟通的协调等，三类被试表现出显著差异，尤其是成绩较差与优秀组被试的差异更加突出。对量表及观察结果的深入分析表明学习优秀儿童与父母的沟通表现出许多积极特征，这些特征在学业成绩一般的家庭中或存在或不存在，表现并不典型。因此，我们推测这些特征对于提高儿童学业成绩可能具有重要价值，并在第五章中重点比较和分析了学习较差和优秀儿童亲子沟通的差异，以期从中发现并总结出对差生父母有价值的沟通模式和沟通行为，为将来的干预研究提供实证支持和初步的干预方向。
第四，在研究资料的处理上，本研究采用了定量与定性两种分析方式，对研究资料进行了由浅入深的分析。首先我们对第三章、第四章中的量表测查结果采用变量中心的、个体中心的分析定量分析；同时对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观察的亲子沟通行为、儿童的认知行为特征等既做定量编码，也做质性分析。
下面将结合部分研究结果说明两种资料处理方式的同时运用对深化研究主题的贡献。首先以第四章中的两个子研究分析方法为例。第四章中的定量分析和质性分析结果相互补充，一个提供亲子沟通的理论框架，有利于规律性的沟通模式的总结；另一个质性分析方法展现了这种沟通模式生动的建构和实现过程。例如，第四章的定量分析表明差生父母沟通的开放性和儿童主动性较差，这个结果只能告诉我们差生和父母与其他两组相比在能力上可能存在差异。但差异何以形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存在怎样的联系我们都无从知晓。质性分析部分通过典型沟通片段分析，揭示了原本儿童主动的沟通开端如何演变成父母主动，儿童如何一步步减少，并最终退出沟通。又如，定量分析结果发现差生父子和母子沟通一致性和平衡性较差，但仅凭定量分析我们无从知晓为何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沟通地位反不如母亲，这种不协调又如何影响儿童学业。通过质性分析我们发现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严格角色分工、父亲角色在家庭中的隐性缺失、亲子沟通可能引发的父母冲突和对儿童的体罚等可能导致儿童对学业产生厌烦，畏惧学业沟通的因素。
在第五章中，我们对学业任务中的亲子沟通行为分别进行了两种编码分析方法：行为类型编码和综合质性分析，同时，在沟通任务选择和沟通氛围设置等方面借鉴“沟通结构编码”的思想，以求引发父母自动化的沟通行为。几种编码方式的综合运用帮助我们逐步发现和挖掘研究结果中的深层意义。
第一步所做的行为类型编码考察了六种常见父母指导行为出现频次及其与儿童认知和情绪压力、任务成绩的关系，初步确定了积极和消极、直接和间接指导行为对儿童学业和认知活动的影响。但是指导行为借由各种具体的沟通行为实现，如内容指导可以采用父母言语提示也可以是提问或自问自答的形式，这些不同的言语形式给儿童带来的认知压力也不相同。例如，开放式提问和封闭式提问就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认知活动要求，可能激发儿童不同的思考深度。因此，研究第二步采用更为细致的行为编码方式，分析直接指向任务解决的几种行为类型。
在对问题解决行为的编码同时分析父母和儿童行为，发现了四种不同的任务沟通模式，以此揭示了父母不同沟通行为对儿童参与程度及认知压力的影响。但其中出现了许多不能圆满解释的结果，例如开放式提问通常被认为是积极的、能够启发儿童思考的行为（Portes et al.，2000），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开放式提问却未能归入最佳的儿童主导的行为模式中，并且它与儿童的二级认知压力无关。于是，我们借助综合质性分析恢复各种行为发生的背景和具体行为的内容。例如，父母用开放式提问方式说了什么，促使儿童做了怎样的思考，儿童如何回应等。结果发现同样是开放提问其不同提问内容给儿童施加的思考压力或动力不同，有的问题只需要儿童从记忆中提取公式，有些则需要做知识的远迁移，调用二级程序性知识，也就是说它们给予儿童的认知压力不同。可见，行为序列分析去除行为背景和行为内容可能导致有价值信息的流失，而综合质性分析方法恰好能有效弥补这一缺陷，能够通过典型个案和沟通片段分析和反思从中抽取出隐含的亲子沟通模式。
对人们的日常经验和行为的研究，受到个体对此的意识和表达程度的影响（辛自强，池丽萍，2008）。这大概有三个水平：第一个水平是，个体完全意识到的并且可表达的水平，即个体可以觉知、识别、讲出并且使用某个特定的表征。例如，能够报告出家庭成员沟通能力，亲子沟通一般特征等，被称为“表征的家庭”（Reiss，1989）的那部分知识和经验，这些可以直接为研究者所利用。第二个水平是那种知道如何使用或应对，但不能够用言语明确表述的经验和行为，如儿童知道怎样说话或表现会让母亲满意，但是却不能说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基本对应于Reiss（1989）提到的“实践的家庭”沟通。对这些经验和行为的分析，需要由研究者根据被试在亲子沟通中的对话、行为概括出其中隐含的规则或结构。第三个水平是，个体根本不能意识到某种经验的存在（Choi et al.，1997）。例如，弗洛伊德研究的无意识，荣格研究的集体无意识（像原型）。父母在压力情境下所表现出的某些无意识和自动化的沟通行为就属于这个层面要分析的对象。对于不同层次经验和行为的研究难度不同、方法不同，为我们所提供看问题的视角也不同。本书在研究二、研究三中所使用的综合质性分析就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反省抽象，在第二、甚至第三个水平上揭示学习不良儿童亲子沟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