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以往研究中，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研究者往往只能分析绝对自我认知得分（Gresham，MacMillan，Bocian，Ward，& Forness，1998）。近年来，研究者采用将自我评价与一定的标准进行比较（如与儿童实际的能力进行比较），从而尝试更好地评价自我认知的准确性、客观性（Hoza et al.，2002）。有研究者指出自我认知积极偏向的研究需要提供一个详细的外部标准，用来测量个体自我评价的偏向，这样才能将这种评价偏向从自我评价中分离出来（Robins，Beer，2001）。
有研究证明，人们的确会“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待自己，也就是个体往往过分积极地看待评价自己（Gaerther et al.，2008）。综合以往研究发现，国外已经开始展开了自我认知积极偏向的相关研究，这种偏向已经在评价健康风险易感性人格特质（Heine & Lehman，1997；Kruger，1999）、竞争激烈获胜的概率（Windschitl，Kruger，& Simms，2003）等方面进行研究。但研究对象只是停留在8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中（Mezulis，Abramson，Hyde，& Hankin，2004），专门针对具有典型乐观特征的幼儿的积极偏向研究却很少。儿童与成人相比，无论在归因还是对故事主人公消极的人格特质的预测上，都表现出了更为乐观倾向（Jacobs，Lanza，Osgood，Eccles，Wigfield，2002；高雯，杨丽珠，2005）。
通过查阅以往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工具主要用于考察年龄较大的儿童（一般在小学以上）的自我认知积极偏向，也有一些研究者采用这些测评工具对问题儿童（如多动症儿童）进行研究。然而，专门用于测量幼儿自我认知积极偏向的测评工具还很少见。要研究幼儿自我认知积极偏向，具备可信的、有效的测量工具是前提。
本研究通过修订“幼儿自我认知自评问卷”与编制“幼儿自我认知教师评定问卷”对自我认知积极偏向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幼儿自我认知自评得分与教师评定得分，从行为的角度证明幼儿自我认知积极偏向的存在，进而将二者的差值作为自我认知积极偏向的指标，进而对后续自我认知积极偏向研究提供有效的测评工具。
以往研究表明，由于不同年龄阶段儿童自我认知结构的不同（Trent，Russell，Cooney，1994），不能直接将测量小学生的工具用于幼儿。自我认知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心理、生理等多方面的认识，自我报告方式是测量该研究内容最理想方法，但是，由于幼儿言语发展水平和认知能力尚未完全发展，要求他们阅读并理解问卷中的文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给测量幼儿自我认知及其相关问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办法，如简单的项目内容、图画的表征、简单的反应方式，以及应用个体访谈而不是团体的纸笔测试等（Fantuzzo，McDer-mott，Manz，Hampton，& Burdick，1996；Harter & Pike，1984）。国外研究者采用了将问卷中的题目以访谈的方式呈现给幼儿，使得采用问卷法测量幼儿自我认知成为了可能。他们编制的“幼儿自我认知自评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研究结果证明了幼儿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对自我进行认知（Marsh et al.，2002）。但是，该问卷是基于国外文化背景编制的，并不适合于直接测量我国幼儿，需要对其修订，并检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以往研究已经证明幼儿具有明显的高估自己的倾向，也有研究表明，作为幼儿的重要他人（如教师、父母等）与幼儿接触较多，对日常行为评定客观、有效（Vazire & Mehl，2008）。与幼儿父母相比，幼儿教师更能够作为一个客观的评价者对幼儿进行评价（沈悦，2011），我国一些研究者对幼儿进行的大量研究，采用教师评定的方法都得到了很高的信度和效度（刘文，邹丽娜，李亮，2009；杨丽珠，姜月，张丽华，2012；杨丽珠，沈悦，马世超，2012）。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编制与幼儿自我认知维度相对应且能够反映幼儿在这些维度上的实际表现的教师评定问卷，与“幼儿自我认知自评问卷”进行比较，从而对幼儿自我认知积极偏向进行测量。首先从幼儿自评的角度出发，修订了马什及其团队2002年编制的测量“幼儿自我认知自评问卷”。以修订后的“幼儿自我认知自评问卷”为基础，改变题目的表述，形成“幼儿自我认知教师评定问卷”，请教师对幼儿在其自我认知包含的6个维度上的实际表现进行评定，且对问卷进行信效度的检验。通过计算“幼儿自我认知自评问卷”与“幼儿自我认知教师评定问卷”对应维度之间的差值衡量幼儿自我认知积极偏向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