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就是要兴利除弊。无疑，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但它更是一项伟大的哲学重建工程，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重建一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的多元、开放和兼容的哲学体系。“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确立了正确的哲学思想，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一点体现在高等教育哲学上，就是既要坚持政治论哲学，又要坚持认识论哲学，回归高等教育的本质，兼顾高等教育的工具理性和学术理性。从历史事实中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之前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单一、僵化、断裂和破碎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指导哲学，常常被机械、教条地加以理解：在对待自然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改造自然的物质哲学；在对待社会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阶级斗争哲学，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理解和创新。其次，各种高等教育哲学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处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必然会处于自我封闭和唯我独尊的状态，缺乏新思想和新内容。最后，高等教育哲学变成一种专业化和专门化的哲学，过于偏重高等教育的工具理性，相对忽略了高等教育的学术理性。因此，改革开放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多元、包容、连贯、辩证的高等教育哲学。
那么，改革开放到底要重建一种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哲学呢？
第一，这种高等教育哲学必须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开放哲学。没有哪种哲学敢于宣称自己是最完善的，也没有哪种哲学敢于宣称自己是尽善尽美的。尼采宣称自己是太阳，光热无穷，最后他疯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本身就建立在他过于神经质的思想基础上。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绝对化和神话，成为唯一的真理和教条，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狂热和激进。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伟大的哲学，但它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改革开放就是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大胆解放思想，吸纳各种哲学理论，构建开放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崇洋媚外；既不自我贬低，也不狂妄自大。它谨慎地吸纳人类一切合理的哲学思想，善意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这种高等教育哲学是尊重教育规律的哲学。高等教育哲学必须尊重教育规律，否则就不能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在“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下，高等教育哲学被扭曲和肢解，出现了许多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或言论，如“天才论”“白卷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停课闹革命”“大学就是大家来上学”等，其中某些现象或认识本身是合理的，却被片面地理解和执行，最终不可避免地出现消极后果。确立新的高等教育哲学，必须尊重和遵循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首先，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服务社会，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适应和服务不能脱离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高等教育主要以知识、科研成果和人才来服务社会，过度的政治化、市场化和实用化都会损害高等教育的发展。其次，高等教育必须适应人的发展规律。高等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成人，他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禁锢或限制他们的自由思考和独立探索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教育方法主要应该是疏导和引导。
第三，这种高等教育哲学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哲学。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全面开发人的素质和潜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如同杨叔子先生指出的那样，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德、智、体、美、劳五育并存，但对五育的理解和实施是比较片面的。如德育方面，主要突出人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政治忠诚等；智育方面，主要是教师的灌输和学生被动地接受；体育、美育、劳动等常常被作为智育的附庸，可有可无。这样的教育哲学完全是工具理性的，缺乏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在这样的教育哲学指导之下，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专家和专门人才，但很难培养出有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大师级的人物则少之又少。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曾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有莫言、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科，特别是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方面，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学者。也就是说，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中，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培养得太少。年纪大一些的同志中有一些是很优秀的，但只能说是准大师，不好说是大师级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功底、知识面还是创造性等方面，和前一辈大师级的人物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为此，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2]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人文关怀，缺乏非智力因素的开发与培养，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四，这种高等教育哲学是一种不断创新的哲学。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同样，任何哲学思想都需要不断创新，没有创新的哲学必将走向僵化和衰亡。在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确定为我国的政治哲学，苏联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哲学成为指导高等教育的唯一哲学。哲学思想上的单一和封闭，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我们人为地设置了许多禁区，难以进行思想和理论上的创新。这种僵化和教条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董健先生把“**”前和“**”中的指导哲学形象地概括为“政治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应该说，这两种哲学是客观存在的，它深深地浸**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之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改革开放，就是要解除思想上的禁锢和束缚，创造宽松、自由的思想氛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鼓励大胆探索和积极争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集体，迅速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将中国拉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在思想上，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我们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结论，并在实践中坚持批判性地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构建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多元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