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工程，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工程。这种不确定性和艰巨性，要求我们必须确立正确的哲学思想。以科学的哲学理论为指南，才能在实践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同时，这种不确定性和艰巨性表明，没有哪种指导哲学是一成不变的，任何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改革开放后，通过反思和讨论“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我们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乱，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多元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是与时俱进的，它必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更新。反映到高等教育上，就是要回归高等教育的本源，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核心职能。与此相适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西交流得到恢复和蓬勃发展，欧美的高等教育哲学又开始流入中国，如理性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改造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建构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实用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结构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存在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等。杜威、洪堡、纽曼、艾略特、赫钦斯、雅斯贝尔斯、怀特海、罗素、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教育哲学思想，重新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研究。通过改革开放的推动，中国重新建立起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哲学体系。
建立在任何哲学思想之上的高等教育哲学，其实均可以被归纳为两种类型，即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这种划分是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者布鲁贝克在研究了各种教育哲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谓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为目的的哲学；所谓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即以追求“闲逸的好奇”为目的的哲学，它以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至于知识的价值和功用，均不在其考虑之列。布鲁贝克认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一直交替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时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居于统治地位，有时又是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取得优势地位。布鲁贝克还认为，在21世纪，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将处于支配地位。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来看，不难发现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交替演进的规律。[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从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都可以看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当然，这中间也不时受到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影响和冲击，但高等教育哲学主要是认识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一跃而取得支配地位，高等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专门人才，服务于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建设需要。高等学校的研究职能则较少受到重视，高等学校的对外交流也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中断。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都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两种并行的指导哲学。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提出，高等学校是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尤其是重点大学，更应该成为教学和科研的中心。至此，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才逐渐受到重视，国家相继设立了学位点和学科点，研究生教育逐渐发展起来，1984年，我国设立了首批研究生院。进入21世纪，在邓小平同志“两个中心”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进一步将“两个中心”扩大到“四项职能”，即教学、科研、服务和文化交流，标志着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持续改进。胡锦涛同志将文化交流职能进一步完善为文化传承与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晰地认识到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的智力源，在推动民族复兴和国际竞争方面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而特别强调高等学校的智库作用，提出将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大学的“第五项职能”。在这两种哲学的协作指导之下，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权力下放、高校智库建设等措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高等学校一方面继续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服务器”；另一方面逐渐演变为社会的“思想库”和“智力源”，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心和学术殿堂。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均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取得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