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反思与调整
截至1976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的发展和十年“**”，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指导着高等教育的建设和改革。“以苏联为师”是我国在特殊国际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尽管它在客观上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在某些方面确实对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如过度专业化，专业划分过多过细；强调专业对口，根据对口专业将高等学校划归对应的部门；过度政治化，将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突出地位；盲目进行院系调整，不顾历史地进行专业分割等。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某些原本基础很好的高等学校或学科专业遭到削弱。如清华大学的文科和航天学科，原本有很好的基础和历史传统，但通过院系调整，这些学科都遭到巨大的削弱。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还有很多。对于苏联专业化高等教育理念的反思，其实很早就开始了。1956年，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指出：“在学习苏联的时候，我们的学习方法必须不是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否则，也会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4]毛泽东同志早在1957年的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5]由此可见，我们对于苏联模式的学习还是有保留的。
“**”的十年，既是中国社会极度混乱的十年，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理念和高等教育实践极为混乱的十年，高等学校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这种破坏主要表现在：第一，高校停止招生，教育质量下降。根据统计，1966—1976年，全国高等学校停止全面招生达6年之久，研究生停止招生达12年之久。[6]大量工农兵学员被招收入大学学习，严重降低了大学教育的质量。第二，大学在人员、设备、资源等方面遭受巨大损失。大批教授被批判、打倒，图书资料被损毁，学生停课，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被打乱。第三，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第四，乱撤乱并大学。从1969年10月开始，大批高等学校被裁并、搬迁或撤销，高等学校的数量由1965年的434所减少到1971年的328所，共砍掉高校106所。
那么，如何评价“以苏联为师”和苏联经验？苏联经验还要不要坚持？如何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如何看待“**”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冲击和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道路该如何走？要不要恢复和重建与西方的交流？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调整，是构建新的高等教育理念的出发点。在1977年的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专门召集了30多位专家和学者，就当时的教育焦点问题进行反思和讨论。许多知识分子打开心扉，一吐为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及高等教育中出现的许多乱象发表了很多看法。如武汉大学的副教授查全性，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科学家童第周、于光远，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等，围绕大学的招生制度、教育质量等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引起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并迅速落实到政策行动中，为推动高等教育理念的反思和重建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尤其是以恢复高考为切入点，纠正了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系列弊病，对于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显然，从哲学上厘清当时思想上的混乱对确立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十分必要，许多学者不顾当时仍然存在的“左”倾压力，积极撰文展开哲学讨论。如南京大学的副教授胡福明，1978年5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被认为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檄文，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激烈的回响。这篇文章的问世，对于推动哲学界和教育界的思想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胡福明的同事和朋友，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则直接对推动高等教育理念的反思和重建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早在担任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期间，他就提出要形成和发扬教学、科研并重的办学思想；在人才上搞“五湖四海”，尊重知识，器重人才；在学术上博采众长和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一心办事业。[7]他的这些高等教育理念，对他后来在南京大学的工作有直接的影响。在担任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大胆引进高素质教师，努力推进新兴学科建设，恢复和重建大学的科研工作，及时提出了把南京大学办成“有国际影响且富有特色的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的奋斗目标。[8]同时代的朱九思先生、刘道玉先生等人，也在各自领导的大学反思和实践高等教育理念，对高等教育理念的重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