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研究作为一个正式研究领域，在我国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1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教育科学，把课程论作为教学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独立的课程论学科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课程论在中国进入了新生阶段。1981年，《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创刊，课程研究全面展开。
尤其是1989年以来，课程论学科进入重建，标志性成果是两本课程论专著的先后出版：一是陈侠著的《课程论》，二是钟启泉编著的《现代课程论》。陈侠著的《课程论》结合中国的实际，阐述了课程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考察了中西方学校课程的演变和课程理论的流派，探讨了制约学校课程的各种因素，论述了课程的编订、实施和评价问题。钟启泉编著的《现代课程论》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学校课程的发展、课程论的遗产和课程理论的进步，阐述了课程编制的基本理论、教育目标、课程开发、教材教具、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问题，介绍了美国、西欧、苏联、日本的现代课程研究概况，用较大篇幅对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及日本等国学校课程的实施及其特点做了比较研究。
重建后的课程论学科发展异常迅速，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国翻译介绍了大量有理论价值和代表性的国外课程论著作；出版了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课程论专著；产生了大量针对国内课程问题的专门研究。[18]1996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把“课程与教学论”作为教育科学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突出了课程研究的重要性。
课程论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1997年9月，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在广州成立。截至2018年，课程专业委员会已召开了10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历次研讨会都围绕重大课程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到目前为止，全国所有省属重点师范院校都有课程与教学论的硕士点，近30所高等师范院校设有课程与教学论的博士点，形成了从硕士到博士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课程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曾有学者对2002年《教育研究》杂志所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教育学的众多研究领域中，课程与教学的论文数量是最多的。[19]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课程论研究成果的质量不仅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30年，而且超过了自清末中国教育开始现代化至新中国成立的半个世纪，也就是说超过了前面两个时期的课程论发展的总和。[20]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为课程论研究的新兴而欣慰的同时，也经常为课程论研究的孱弱而惭愧。近年来，为突出国家意识形态，政府加强了主导课程改革的力量。一些理论工作者认为，由于课程改革是政府行为、行政驱动，似乎没有理论思考的空间。其实不然。比如，布鲁纳的结构课程理论就是当时美国课程改革运动的基础理论。一个理性的改革实践背后都是有理论支撑的。实践证明，没有科学理论支撑的改革是走不远的。当前我国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进入历史新时代。经过40年的学习借鉴、实践探索、学术争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课程理论，到了梳理我们自己的理论成果的时候了。哲学教授韩庆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的我们自己的中国理论。”[21]同理，寻找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也应遵循同样的路径：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
尽管我国目前的课程体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应该肯定，我们的课程体系仍然是成功的课程体系。作为实施我国宏大的教育工程的蓝图、规划，它有力地支撑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学校教育的顺利实施，满足了绝大多数孩子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满足了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
那么，我们成功的经验在哪里呢？我们的特色在哪里呢？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供大家进一步思考。
第一，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现代教育的根本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课程体系在大方向上始终坚持这一追求，全面落实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方针。坚持全面发展教育，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且是个体实现独立、自由、充分、发展的需要。它使得我们跟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教育潮流汇合，与世界教育同步，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二，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全面发展教育的唯一途径，这也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根本特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就是使劳动者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让劳动者在身心各方面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我们的课程体系也一直坚持这一点。学校课程的主体内容是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通过让所有适龄儿童到学校学习共同的科学文化知识实现体脑结合，消灭体脑的片面发展，消灭阶级差别。这是我们的课程体系中最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地方。
第三，坚持文以载道、知识育人。加强道德教育，突出立德树人，强调文以载道、全面育人，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传统。通过知识来育人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现了我国课程体系的中国特色。
第四，坚持整体考虑、系统设置。它具体指我国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施从来都是整体考虑、系统设置的。我们不会像西方学者那样抓住一点深入研究，然后用一个“核心概念”表达理论思考。我们会通盘考虑，平衡各种矛盾关系，在行动中解决问题，积累经验和认识，再加上行政语言的强势运用，使得我们的理论思考独具中国味道。
因此，在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论已初见雏形。未来，我们应该进行整理，进行理论的系统构建，为世界课程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