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多年,经济建设稳定并逐步快速发展,国家将教育事业的发展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保障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的引导、组织和扶持下,我国教育评价理论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教育评价学术交流活跃,各地涌现出一批典型经验,力求把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这一时期,我国教育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教育评价的指示精神。在国家的引导、组织和扶持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教育评价理论研究呈现出兴旺发展的局面。我国出版了一批有特色和有影响力的教育评价理论著作,例如,陈玉琨编的《教育评估的理论与技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张家全著的《教学评价技术》(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李小融、魏龙渝著的《教学评价》(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瞿葆奎主编并陈玉琨、赵永连选编的《教育学文集·教育评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侯光文著的《教育测量与教学评价》(明天出版社1991年版)。具体深入到课程与教学的评价著作有: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普通教育评价课题组编的《初中语文教和学的目标及检测》《初中化学教和学的目标及检测》《小学数学教和学的目标及检测》《初中体育学习目标及检测》《初中数学教和学的目标及检测》(中国标准出版社1988—1989年版),汪德营主编的《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刘知新等人著的《化学教育测量和评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张亚南著的《地理教育测量:理论及其在地理高考命题评价中的应用》(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十多年间,各级各类教育杂志及有关报刊发表的教育评价理论与技术的文章,据粗略统计,也已过千篇。应该说,这些书籍的出版和文章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初步形成了我国自己的教育评价理论框架。这段时期的研究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课程与教学评价的基本理论问题,如什么是课程评价与教学评价、评价的目的、评价的标准、评价应遵循的原则、评价的方式方法等;将数学方法引入教学评价领域,如将模糊数学的方法引入教学评价领域,实现质量评价问题的定量转化等;教师的自我评价问题;关于教学与评价的关系;把考试作为专门化的研究对象;关注差异的新的教学价值观的确立;教学质量评价问题等。总的来说,相比之前,这段时期有关课程与教学评价的研究更加细致化和系统化,评价的理论基础更加扎实,研究的问题更加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
在实践领域,教育评价的学术交流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空前活跃。1987年8月举办的“中美教育评估研讨会”标志着我国教育评价研究在吸收国外教育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尝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学体系。[15]1988年12月,全国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会在西安正式成立,之后又多次召开研讨会,促进了教育测量和评价的发展。1990年10月,全国普通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成立;1991年6月,中国教育评估研究协作组成立;1991年9月,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在北京举办“考试科研国际讨论会”,就高校招生考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1993年和1995年又分别在台北和北京召开了“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量研讨会”,海峡两岸测量与评价专家广泛接触,并对有关问题做了深入探讨。这一系列活动对教育评价的顺利开展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6]同时,不少地区脚踏实地地开展了教育教学评价的研究和实验工作,其中除普遍进行的办学水平和质量评价与教学评价直接相关外,各地还进行了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成绩的评价、各科教学的诊断性评价、教师教学工作评价及推行标准化测验的实验。例如,上海等地以布卢姆的认知目标分类理论为指导,进行了中学各科学业成绩评定实验;北京、上海等地开展的课堂教学综合评价,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教育评价研究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态势。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及其实践影响的不断扩大,教育评价理论研究工作者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基层的教育改革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丰富现有理论。1996年上海教育评估事务所、1997年江苏省教育评估院等教育评价中介机构的正式成立,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教育评价研究注重服务实践的特点。这一时期在教育评价改革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典型经验,如青岛市嘉峪关学校的评语改革、上海市示范高中标准的确定等,也大都渗透着研究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17]